英国人霍格森将尼泊尔的梵文文献送给了伦敦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同时，又将一部份经典共171部赠给了法国学者尤金·鲍诺夫(EUGENEBURNOUF)，以后又从北京给法国运去了北京版的西藏大藏经。鲍诺夫，1901年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名语言学者。他从小就对东方东方语言有特殊的爱好,在学校期间,先后学习了梵文、巴利文、波斯语、古楔形字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29年他开始在师范学校讲授文学和比较文学,1832年任法兰西学院梵文教授。鲍诺夫就手这批经典后,于1844年出版了《印度佛教史导言》的这样"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该书对佛陀和佛教的教义做了研究,又介绍了《般若经》、《楞伽经》、《华严经》、《金光明经》、《法华经》等大乘经典,为欧洲的梵语经典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他被称为"法国佛学研究之父"。他和英国克拉夫合著了《试论恒河东岸圣言或巴利语》文法著作,也非常有名。他还和挪威学者拉森一起发表了《巴利语论考》，回顾了当时欧洲的巴利文研究。鲍诺夫还对当时考古学者发现的印度阿育王的敕文做了研究，肯定了这些敕文与佛教的关系。1859年法国驻斯里兰卡领事格保洛特在任职期间收集了大量的巴利文佛典抄本,计划以巴利文库的形式刊行,但未能如愿。本世纪初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从敦煌掠夺了大量佛教经卷后，法国成为欧洲佛教研究的又一中心。薛尼温·莱维是法国著名的佛教学者和探险家。他一生曾经多次到亚洲的印度、中国、尼泊尔、朝鲜，以及俄罗斯、美国、巴勒斯坦等地区，特别是他三次到尼泊尔窃取了大量梵本经典，其中很多是大乘佛教的经典，因此他对唯识学的研究尤深，发现了《唯识三十颂》的梵文本，校勘《中边论颂》，法译《大乘庄严经论》，出版了《唯识二十颂》和《唯识三十颂》的注疏，以及安慧的《唯识论》疏。他对《庄严经论》的发现，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研究的里程碑。他与日本学者高楠顺次朗合作编集多卷本的辞书《法宝义林》，也对促进欧洲的佛学研究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在鲍诺夫等人的推动下,欧洲出现了一股东方学研究的热潮,一大批学者都将注意力转向了佛教,他们把巴利语三藏用罗马字母注出,又将其译成英法等语言,同时又对梵文文献和敦煌文献,以及于阗文、龟兹文、回鹘文、栗特文等文献做了研究与翻译,加以考证注疏,掀起了欧洲的"亚洲学史上的翻译运动"。莱维等人的研究则给现代欧洲佛学研究奠定的基础。以后巴黎法兰西学院的雷诺、戴密微、费洛赛特等人对梵汉佛教研究作出了贡献。戴密微是研究中国佛教的专家，于1924年出版了处女作《〈弥兰陀王问经〉各种译本的研究》，以后对中国的佛教一直研究不缀，发表了《〈大乘起信论〉真伪辨》、《真谛论佛教教宗之起源》、《佛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渗透》、《中国佛教》等等，还对欧洲的佛学研究作了总结，写作了《佛学研究的现状》一文。又继续完成莱维的《法宝义林》，晚年对禅宗临济宗有深入的研究，1972年译注了《临济录》，取名《中道》。他对藏传佛教也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了《吐番僧诤记》一书，此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已被译成中文本。其弟子谢和耐对中国寺院经济的研究是学术界的精品，已发表的《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已经被译成中文。佛教信仰者卡贝尔曾精心校订了全部巴利文大藏经。

　　1253年，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前往蒙古，两年后返回，向国王报告了藏传佛教的情况。但最早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是一位女探险家亚历山大．达维德．内埃尔，她写作和翻译了许多西藏的著作,出版了《西藏魔术与秘仪》(１９５８)、《西藏佛教口述秘密》。(１９６４)。考狄尔就整理出版了《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文大藏经目录》（1909--1915）。法国巴黎大学成立了西藏教学中心，第一位藏学教授巴考在1925年撰写了《米拉日巴传记》，后来又译出了《敦煌文书中之吐番史料》一书，晚年写出了《西藏历史导论》。石泰安是著名的世界藏学家，他的成果主要是藏传佛教民俗研究方面的，重要的有《喇嘛教的追傩与灵魂的理论》（1957）和《喇嘛教中的面具》。玛塞尔·拉露在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三卷本的《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藏文写本目录》、《论佛教的巫术》(１９３２)、《文殊师利根本仪轨和陀罗尼根本仪轨》(１９３６)、《高地亚洲宗教信仰中通向幽冥的道路》(１９４９)、《禁咒藏研究》(１９５５)等,1957年又著有《西藏的宗教》一书，1964年发表了《敦煌所藏十万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藏文写本》，此书为她赢得了在学术界的荣誉。法国的重要佛学研究单位有：巴黎大学文学院、高等中国研究所、法兰西学院、法国第七大学、现代东方语学院、法国远东研究所、佛教与耆那教哲学中心、亚洲协会等。重要的学术刊物有：《亚洲研究》、《远东研究所报告》、《印度支那研究所报告》、《法兰西亚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