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曾说：“顿悟禅为中国佛学之骨髓，又为佛学之核心。唯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如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中国。”又说：“中国佛教之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年谱》）这是大师通观全体佛学、洞察中国文化传统后得出的结论，今天读来，依然发人深省。

　　〖正法眼藏　中华妙心〗

　　大师所说的“顿悟禅”、“禅”，系指禅宗。自中国佛学臻于烂熟的盛唐时代起，禅宗便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和代表，风靡朝野，形成“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苏轼《楞伽经序》）的昌盛局面。“会昌法难”后，台、贤、慈、密等诸宗衰绝零落，唯独禅宗一花五叶，烂漫盛开于山野林下，繁衍不绝。直到如今，若问起汉传佛教寺院、僧尼的法脉，十之八九，大抵皆属禅宗，而禅宗诸家中，临济儿孙，要占十之七八。禅宗不仅子嗣繁盛，而且深施其影响于佛教诸宗。华严宗自四祖澄观起，便融会教禅，五祖宗密，更是以教解禅、依禅说教，行归禅宗。天台宗的教观，在宋代以后也多融归于禅、净。净土宗亦深受禅宗滋乳，宋代以来，诸大德将禅法运用于持名念佛，形成由“理持”、“理一心”而达禅净双圆的实相念佛法，禅净双修，成为近千年来无数学佛人所履践的路径。禅宗以超然物外、洞彻人心的高姿态，雄踞中国思想界，不仅为中国佛学的骨髓，而且点化升华了整个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本土文化发展的推动者和系儒释道三家于一体的纽带，促进了儒学的创新和道教的改革，宋明新儒学与宋元新道教，都是在其传统基础上融摄禅宗的产物，无论是理学、心学还是性命双修的内丹、内道外法的符，都散发着浓重的禅味。元明以来出现的罗教等民间宗教，也多汲取于禅。禅宗渗透于中国的文学、艺术、武术、气功、医学等领域，禅拳合一的少林武术，及开出超逸空灵、活泼自然新境界的禅诗、禅画、禅意书法等，皆是禅的外化与运用。禅宗还盛传于中国文化圈内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地，成为这些地区佛教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越南佛教，尤以禅宗为主流。本世纪五十年代后，禅宗又西传欧美，一时蔚成热潮。

　　宗门相传，禅宗源出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事载《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经言：释尊称他付嘱迦叶之禅为“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古德有言：“禅是佛心”，点明禅为全部佛法的心髓、眼目，禅因此又被称为“佛心宗”。佛心，即“涅盘妙心”，乃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所悟所证，是佛教建立的基点、三藏十二部无量教法的渊源。释尊出世，说法不倦，横说竖说，刹说尘说，无非是以种种方便引导众生令离诸着，悟入佛之知见，证得本自具足的涅盘妙心，解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实现生命的自我变革，永享清凉自在的涅盘之乐。其所示四谛十二因缘、三法印、一实相印等理，三学六度四摄等行，都是标月之指，旨在令人因指自见自心佛性清凉宝月。禅宗，正是去诸枝蔓，直截根源，以最简易圆顿之方便，指示人于当念证悟一切显密教法所指归的自心佛性、涅盘妙心，悟入如来知见。禅宗虽自称“教外别传”，其实正是教之眼目、教内真传，昔人喻教如画龙，禅如点睛，可谓善譬。佛教诸宗中，禅宗最能代表佛教独具的依智慧自知其心、自净其心、自主其心而自度度他的人文主义、无神论的特质。然如此重要的佛法心印，在印度竟未立专宗、未成显学，而发扬光大于神州大地，这自与中国的“大乘气象”和深厚文化传统有关。太虚大师“唯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之言，说得一点也不过分。对全体佛法研究越深，大概越易认同此言。如三十年代来内地传法、举国尊尚的西康诺那、贡噶等活佛，称禅宗为“大密宗”。法国戴维娜女士，游学印度、缅甸、日本、中国西藏等地修学诸家佛法二十余年，并遣其子随西康贡噶活佛学法六年，抗战末期来华参学，得出的结论，是正真佛法唯在中国，且以禅宗为最胜。（见南怀瑾《禅海蠡测》）当代佛学大家张澄基教授，曾入康随贡噶活佛学法八年，得格西学位，后旅居美国，贯通西方文化，在其毕生心血凝成的大著《佛法今诠》中说：“学佛越久越觉禅宗的伟大”。

　　禅宗的伟大，在于它以简易圆顿的履践之道，总持印度佛学的心髓，扎根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将佛法了生死出世间的极旨与中国本土文化入世用世的积极精神结合为一，高扬“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旗帜，打破了佛与众生、出世与入世、生活与学佛、出家与在家的阻隔，开辟出一条任何人都可趋入，即世俗生活而超越世俗生活、证悟佛法的简易切实之道。禅门宗师还用诗偈、语录、图画、圆相等极其艺术地表示不可言说的悟境，用机锋公案、棒喝直指、扬眉瞬目、拳打脚踢、斩蛇杀猫等极为灵活的方式，接引、勘验学人，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教学法，其活泼生动、深沉奇妙、神变无方，乃旷古未闻，举世仅见。正如已故贾题韬居士所说：“所谓禅宗，就是把教下的精华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以极其艺术的手段来点出涅盘妙心”（《论开悟》）。如此活泼奇妙的佛法，大概只能出自中国大德之手，乃印度佛学的种苗在中华文化滋养下结出的硕果，是中国佛教智慧乃至中国文化高度成熟的表现，可称之为“中华妙心”。在印度和西藏，虽然也有宗旨、实质类同禅宗的“南天竺一乘宗”、光明大手印、大圆满心髓等法，但都局限于少数头陀僧山林苦修的圈子之内，在与生活结合的紧密度与表现的艺术化方面，远远不及禅宗。这无疑与培植禅宗的中国文化土壤有密切关系。

　　正因为禅宗发扬了中国本土主流文化重现实人生及伦理实践、究性命根源的人文主义、无神论精神，适应了喜简易切实的身心修养之道的民族文化心理，才能风靡中国社会，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当今这个科学至上、享受人生成为全社会价值取向的时代，在诸宗教中，在佛教诸宗中，能应时契机，适宜现代人修习，最能表现人间佛教的宗旨者，无疑首推禅宗。贾题韬居士说得好：“从人间佛教这个角度上来看，选一个宗教做代表，那也只能是禅宗。”（《论开悟》）

　　〖衰迈虽极　余绪犹存〗

　　禅宗全盛于唐宋，自晚唐以来，逐渐渗入中国文化深层，推动了儒、道二家的鼎新。当吸取了禅宗不少乳汁成长起来的儒、道二家新学尤立足本土文化正位的宋明儒学日益走红之后，禅宗这位乳母便日渐衰迈，其时间大约起于宋元间。从阵容看，禅门诸宗中的北宗、牛头、荷泽、沩仰、法眼、云门、黄龙等宗先后绝嗣，只剩临济下杨歧一系及曹洞宗支撑门面。人才渐稀，宗匠渐少，具大手眼大作略、能使全社会倾倒的大禅师越来越难得。禅门宗师如永明延寿、真歇清了、怀深慈受、中峰明本、楚石梵琦、红螺彻悟等，多提倡净土或由禅归净。禅宗丛林寺院、儿孙子嗣虽然不少，但渐失唐代专弘禅宗、农禅并举的宗风，明末以来，多讲经、传戒、念佛并行，并迎合民俗赶经忏做水陆，所谓“内则禅、讲、律、净，外则经、忏、斋、焰”，至民国初，就连扬州高?寺那样以宗风纯正驰誉丛林的禅寺，也常做经忏佛事以谋道粮。禅宗本来以心传心，“见过于师，方堪付授”的传法方式，也渐演变为以宗法性的庙产传承为实质，传法只成为以法卷相授的形式，失去了禅的实质性内容。禅法呆板僵化，天下丛林，大抵只以死看一“念佛是谁”话头为事，失去了兴盛期针对时机解粘去缚的灵活机用和直指方便。“宗师既无接引后进的手眼如唐宋大匠者，参禅之徒，多有老死语下，不落入担板窠臼，即堕在禅定功勋。”（南怀瑾《禅海蠡测》）清初雍正帝参禅，印证于京师名宿迦陵性音，帝以为迦陵?   佛性，转依章嘉活佛而得证悟，以帝王身举扬宗乘，提持祖印，令天下老和尚面目扫地。雍正帝发愿十年兴教，亦未扶起宗门。“及至清末，缁素二界一无演绎禅学思想者也。”（忽滑谷快天《中国禅学史》）学佛之人，多对宗门失去信心，大多趋归净土，或致力教典以应讲筵，或穿洋渡海外求胜法，学修东西密教。

　　禅宗之衰迈，与整个中国佛教同步，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一般将儒者之阴附阳挤、仙道之吸收、洋教及民间宗教的攘夺作为禅宗衰落之因，自非无据，然不过外因而已。过去有人将宗门衰弱之责委诸于宗密、永明之融通禅教，尤永明之导禅归净，似乎不足为凭。禅教本来同源，藉教悟宗，乃达摩禅的基本路径，融通禅教，颇利于禅的参修与印证，有防治禅病、导教归禅之功，岂是宗门衰落之因？禅人归净，亦非必弃禅宗。净宗虽更适合多数末法众生的根器与信仰需要，但亦未必妨碍具器者修学禅宗，禅净互补互辅，净土念佛之极致，亦必融汇于禅，并不能取代禅。禅宗衰落的原因，如果从禅宗自身来找，主要者大略有四点：

　　第一，背离了禅即世间而出世间、不离世俗生活的本旨，偏重出世的一面，过于注重个人的了生死问题，较少关心社会的伦理教化和众生的现实生活，崇尚山林办道、隐逸高蹈，推崇“刚被世人知住处，又移茅屋入深居”的作风，元代以来，闭关打七成风，带有浓厚的“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色彩，使禅变为少数深山苦行僧的专利品，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自然要被社会民众所冷落，难免遭受儒者们的排拒指责。同样是一脉相承的禅宗，在日本却能契入民众，成为人们生活的指导。相比之下，衰落之责自明。

　　第二，背离了不立文字、贵在心传实证的根本立场，禅人们纷纷在前人不立文字之文字上讨活计，流于口头禅、文字禅。北宋雪窦重显继汾阳善昭以偈颂解释古人参禅公案，为《颂古百则》，其后圆悟克勤又重颂之而成《碧岩录》，天下禅和纷纷诵习，开文字禅之风，当时禅人如心闻等虽有指责，莫能挽回。临济宗下大慧宗杲与曹洞宗下宏智正觉为挽文字禅颓风，提倡看话禅与默照禅，振宗风于一时，然看话禅演为程式，遂失当机直指之妙，默照禅过于沉稳，有易堕禅定功勋之弊。此后禅法几无新路，万人一式，机锋棒喝，亦成定套，失宗门活泼机用，生气渐尽，焉得不衰！

　　第三，背离经教，藉口“教外别传”，不看经论，不修持戒、发心、忏障、集福等加行，不分根器利钝，一入佛门，便只抱定一句话头以为究竟，在无明眼宗师指导印证的情况下，不是久参不悟，便是迷执光影，误认法尘影事为真我，修行多年，烦恼根本分毫未动，我慢增上；或发邪解，或以解为证，堕于狂禅、野狐禅，自认本来是佛，戒定福德，无需更修，烦恼即菩提，无需离断；或如枯木死水，认世间定境为涅盘。南阳慧忠国师、永明延寿大师等早就见及此弊，强调须依教印证，然亦未能挽颓风于后世。

　　第四，门庭过高，下根难入。六祖说，他的戒定慧法门“接最上乘人”，能言下见性一悟即至佛地的最上乘人，当然不会太多，而且随人根之渐陋，越来越少，禅宗之渐衰，乃成定势。然禅宗也非不能接下根人，六祖言：“下下人有上上智”，问题在于未能开出令多数下根人容易趋入、立马见验的多种入禅门径。相形之下，藏密大手印、大圆满法，则开设有渐入顿门的加行法，可普摄诸根，直到近今还受人欢迎。

　　总之，禅宗衰落的内因，在于缺少应时契机广辟禅门的方便。然说禅宗衰落，只是就大势而言，禅宗虽衰，毕竟源远流长，根深蒂固，还是代有宗师，嗣传不绝。即使到衰迈至极的清末，也还是遗范尚在，宗风犹存，未至于像忽滑谷快天所说“禅宗绝传”。天下禅林如金山江天、扬州高旻、常州天宁、焦山定慧、鼓山涌泉、宁波天童、新都宝光、西安卧龙等寺刹，还基本保持古代禅刹遗风，专弘禅宗，每年开办禅七，精进参修。有大定、冶开、法忍、魁印、融通、海印、妙华、明印等一批禅师撑持宗门，他们的力参精究、苦行头陀、淡泊名利、云水参访的作略，还保持着唐宋遗风，有些在证悟和行履上甚至不逊前贤。如大定（１８２３—１９０３），于金山参观心和尚而开悟，在清末宗门四大高僧（其余三位为冶开、法忍、圣祖）中称禅定第一，与其徒融通（１８６６—１９２８）相继住持江天禅寺，学人星聚，金山宗风得以重振。法忍（１８４４—１９０５）在四大高僧中称智慧第一，于南京赤山建般若寺为道场，领众禅耕，力行参究。嗣法弟子魁印（１８５６—１９０９）住持南京毗卢寺，每年春夏讲演，秋冬参究，参学者常数百众。妙华（１８３０—１９０６）住长沙铁炉寺，接引学人棒喝俱下，颇有古风，岳峰、海印、明教（道香）等皆于其棒喝下大悟，海印（１８４０—１９２４）有《禅海珍参》一卷流传丛林。明印（１８４１—１９２８）禅净双修而得大悟，居长沙落气停，北京雍和宫白普仁喇嘛曾至其茅蓬礼拜，称他为果位罗汉。冶开（１８５２—１９２２）在常州天宁寺禅七中依定念和尚开悟，于终南山结茅静修，有伏虎降怪之异，后回天宁寺接任方丈，对参学者深锥痛諸，不稍宽假，有《语录》三卷传世。此外，以讲经说法著名的慧明、月霞、圆瑛、应慈、慈舟、守培等法师，也曾于宗下参究有得。

　　清末民初的这批禅师，在参学上大多依看“念佛是谁”话头而发悟，悟后多融通禅教，说法讲经，提倡净土，保持着宋代以来的禅匠作风。但与古德不同，极少隐遁山林不问世事，多能于社会巨变中积极弘法护教，兴修寺庙，组建社团，培育僧才，投入社会福利救济事业。如冶开发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修复天宁寺殿宇，在寺内设毗陵刻经处印经，办义务小学，在上海创办居士念佛会、佛教慈悲会，远赴北方赈济灾民，捐资修建大运河上政和桥，数十年孜孜不倦，为法忘身。海印在湖南沅江景星寺创办佛学院、普通佛学研究所、居士林、念佛社，明印和尚也有开办念佛堂、莲社、正信会、佛经流通处之举。这是当时佛教界的新风气，禅宗大德多能积极投入。

　　〖起衰续绝　力挽颓波〗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的佛教复兴潮流中，慈恩、贤首、天台、净土、南山诸宗，皆有恢复振兴，久已绝传的密宗也从东瀛回归，作为佛教主流的禅宗相对而言虽较沉寂，但还是有人奋力整顿，得现复兴气象。其间业绩最著、影响最大者，首推虚云（１８４０—１９５９）和尚。

　　虚云和尚的贡献，首先在于树立了一个足以垂范千秋的高僧典范、人格楷模。他以官绅子弟舍俗出家，在长达一世纪的衲僧岁月里，云端佛学，始终超脱不俗，坚忍不拔，清苦淡泊，无私无畏，随身只是一拂、一铲、一背架、一衲衣，不贪名闻利养，不图自身利益，待人谦虚温和，礼必还拜，保持宗门传统的僧衲本色。尤以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坚毅刻苦著称。从其初出家住洞苦修，到为报母恩历时三年三步一拜朝礼五台山，参访终南、峨嵋、西藏，只身翻越雪山赴印度、锡兰、缅甸朝礼佛迹，历尽艰辛，“受尽十磨九难”，其阅历极富传奇性，其精神品格令人钦敬赞叹。他生当社会剧变、佛教多难的时代，“坐阅五帝四朝”，迎击时代暴风骤雨，为维护佛教命脉奋进不息，辛劳不倦，爱国爱教，悲深行苦，志大气刚，德高望重，足迹遍海内外，弟子逾百万众，为历代禅僧中所罕见。人称其建树、道德、年齿、证悟之高深伟大，为近千年来所罕见，并非过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