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历经太平天国之乱，衰颓不堪。至清末民初，庙产兴学的风潮，更使佛教的发展雪上加霜。当时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数帝王官僚，如三武一宗，而是整个社会，使得佛教面临历代最大的危机。幸有佛弟子们起而护法，如：章炳麟发表（告佛弟子书）及（告白衣书）两篇文章，燃起僧青年佛子护教的热忱。又有陈樨庵、周叔迦等以金陵刻经处与只洹精舍等处为中心，影印刊行佛经，以及倓虚、谛闲、太虚、月霞、东初、欧阳渐、吕澄等兴校办学，为佛教复兴作育人才。这一切皆予中国佛教复兴的契机，不仅使佛教教义的阐扬与研究较清代进步，也使佛教各宗逐渐抬头，尤其禅净双修的行持，成为佛教的主流，水陆法会及各种经忏为主的法会也迅速发展，且延续至今，仍隆盛不衰。
　　　
　　另外，佛教为了应变民初政治、思想、文学等变革而筹组教会，倡导革新，人间佛教的理念应运而生，成为民国以来一大特色。西元一九一一年，天童寺敬安法师等人创设“中华佛教总会”，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太虚大师提出佛教教产、教制、教理的三大革命，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设立武昌、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创办《海潮音》、《人海灯》、《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乃佛教革新运动最着力者。
　　　
　　“七七事变”后，太虚大师又号召佛弟子群起救国，全国佛教僧青年齐力响应，可说是中国佛教由旧趋新的一个转捩点。惟经八年抗日，中国佛教方期重建之时，又值国共失和，中国大陆佛教几至灭绝。在此同时，佛教僧青年于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来台，中国佛教得以在台延续发展。计民国肇立至国民政府迁台约三十八年间，为教为法的高僧大德有虚云、来果、弘一、慈舟、圆瑛、印光、敬安、大醒及欧阳竟无、梁漱溟、汤用彤、王恩洋、唐大圆、江味农、范古农、吕碧城、周洋光、戴季陶等。政府来台前后的台湾佛教已有月眉山灵泉寺、大湖法云寺、观音山凌云寺和大岗山超峰寺等四大主流法派，佛教多具闽南、斋教或日本化的性质。直至中国僧侣陆续来台后，不断的努力，如一九四八年慈航法师主持“台湾佛学院”，一九五三年白圣、太沧、智光、南亭在台南大仙寺首开戒坛，台湾佛教才重新回归到传统中国佛教的形式制度。
　　　
　　此后，在台湾政治、经济渐趋稳定、繁荣的情况下，佛教在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兹说明如下：
　　　
　　一、佛教文化出版：重修大藏经、影印大藏经、佛教丛书、佛教刊物、工具书的发行编印、图书馆的设立等，皆超过大陆时期甚多。
　　　
　　二、佛教教育：自慈航法师渡台，于中坜圆光寺首创台湾佛学院，提倡僧伽教育后，各地佛学院亦相继成立，其中历史最久远者为从一九六四年创立至今的佛光山丛林学院，历时已三十五年以上。
　　　
　　三、佛教弘法：已由早期少数人的街头布教，演进为国家殿堂听众万人的弘法大会；弘法的媒介则从日据时代的纸剧和幻灯片，到现今多元化的舞台、电台、电视、多媒体等；弘法范围地区则从家庭普照发展到世界道场的成立。
　　　
　　四、佛教社会福利：此乃本于佛教慈悲、福田思想，加上摄众生戒、摄善法戒、饶益有情戒思想教义等，所推动的社会福利工作。近年佛教团体在这一方面的表现，获得相当的成效与肯定。
　　　
　　五、佛教社团组织的成立：政治解严后及人民团体法的修改，各种佛教社团组织纷纷成立，形成佛教界多元化的盛况。
　　　
　　六、国际宗教文化交流：对促使各宗教间融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及国民外交，贡献甚钜。
　　　
　　七、人间佛教的实践：佛光山在开山之初即遵照佛陀一代时教，以人间佛教为弘法的原则，实践六祖惠能大师“佛法世间觉”的主张，回归佛陀佛法在人间完成的本怀。其他如慈济、法鼓山等也有所推展。
　　　
　　目前台湾佛教显现出蓬勃发展的迹象，但也出现许多的附佛外道扰乱视听，破坏佛教声誉。综合其产生主因：组织松散：佛教缺乏整体组织，无法规范、审核僧众教团资格。佛教教育未纳入教育体系，弘法人员水准不一，正信佛教教义尚未普及于社会。因此，为使中国佛教重新确立于国际宗教界，筹组佛教总部、僧伽法庭，订立各种法规，普及僧众教育，应是当前佛教迫切之道。
　　
　　［注释］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及清末财政的困窘等因素，便兴起了以寺庙财产来充做学校资金运作的政策。西元一八九八年，即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建议皇帝利用寺院及道场建筑和土地，以实施新教育，挽救颓势。此后庙产兴学则持续困扰佛教界，如：一九一二年公布的“寺庙管理暂行规则”；一九一五年的“管理寺庙条令”；一九二一年，北京政府以查旧案与管理寺庙条令相牴触为词，命令取消“中华佛教会”。至此，全国佛教陷入无组织状态，各省县寺庙财产任由各地官吏与土豪劣绅侵吞。又一九三○年，政府颁行“监督寺庙条例”；中央大学邰爽秋等教授所提没收寺产以充作教育基金的议案，也在全国教育大会中获得通过。
　　
　　民初以来的新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学上，发生了急剧转变，如：革命初期康有为等，倡以儒教为国教，此后以打倒所有的旧文化作为促进中国进化的步骤。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对儒、佛、道三教和民间类似宗教，以及其他的旧文化的批判达于最高潮，而后却变成反宗教运动。一九二八年新启蒙运动，则将行之于寺院、道观及一般庶民之间的宗教行事视为迷信，而加以废除。
　　
　　当时以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的组织，先后有北平三时学会、海净业社、上海佛教居士林等。中国僧侣教育，则以闽南、武昌佛学院最具代表性，另杨仁山门下欧阳渐的南京支那内学院亦颇负盛名，或是深研教理，或是培养僧才，贡献卓越。其他尚有北京弘慈佛学院、庐山法界学院等各种佛教学校。此外，当时研修佛法，卓然有成的缁素大德颇多，如：净土宗印光大师、禅宗虚云和尚、天台谛闲大师、华严月霞大师、戒律弘一大师等人。太虚大师则是八宗共弘，其下的人才如法舫、芝峰、大勇、法尊、 印顺等诸师，皆为上选。在家佛教徒如欧阳渐是唐末以来我国唯识学的复兴功臣。在学术界，大体以史学及哲学界人士较有成绩，如熊十力、梁启超、胡适、汤用彤、吕澄等，迁台后，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人亦颇有成绩。
　　
　　面对威胁寺院存在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因此敬安法师（又称寄禅、八指头陀）创设“中华佛教总会”以护寺产，并将太虚、仁山二人成立未久的“佛教协进会”并入佛教总会，以期群策群力维护佛教，于是该会成为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一九二八年更名为“中国佛教学会”，太虚大师任理事长，一九二九年更名为“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为理事长。国共战争后，该会于一九四九年在台湾复会，综理全台佛教行政事务，理事长先后由白圣、悟明、净心等法师出任。
　　
　　一九一二年，太虚大师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后提议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未获成功。一九一三年，在追悼寄禅和尚大会上，太虚大师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主要是针对当时丛林寺院以法派、子孙派而阻碍了佛教的进步，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一九一五年，着《整理僧伽制度论》，以期建立新僧团制度。一九二九年，更着手组织“世界佛学院”，以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其造就培养的僧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顺、大醒、大勇等。综观太虚大师一生，皆为实践佛僧、佛化、佛国的三佛主义而努力。
　　
　　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全国佛教青年僧侣，在爱国热血的驱使下，投入政府抗战行列，其事迹如：一九三七年，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一九三九年，缅甸人民因日本唆使而反对开放滇缅公路之风潮，因“佛教问团”赴缅甸等各国访问，得以平息；一九四○年，组“陪都僧侣救护队”，实地从事重庆地方救护灾胞工作，直到日本投降，共五年；同年，组“中国佛教国际宣传队”，赴缅甸宣扬我抗战国策。
　　
　　灵泉寺，位于基隆，由善慧法师所创建。师曾内渡大陆，依景峰和尚出家，并继承 曹洞宗法脉。回台后，与善智法师共同创建灵泉寺，任该寺住持，致力于创办佛教中学林（泰北中学的前身）。
　　
　　法云寺，位于苗栗，民国初年，由觉力、妙果二师开山，以觉力法师为首任住持，先后在该寺举办过传戒。后妙果、妙然法师相继担任住持。
　　
　　凌云寺，位于北县五股乡，创建于一九○九年，开山住持为本圆法师。
　　
　　超峰寺，位于高雄县阿莲乡，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由绍光法师所创建，后承定法师加建“龙湖庵”为女众道场。一九四一年被日军所占。光复后，永定、开参法师相继住持。此四大派，除法云寺觉力师是来自大陆的鼓山涌泉寺，是正统的佛教僧侣外，灵泉寺善慧法师和凌云寺本圆法师，皆为台湾“斋教出身，而后成为受戒的正统僧侣。超峰寺永定法师，则是先在家乡皈依“斋教”的龙华派，再转为正统僧侣的出家众，此模式在日据时期的佛教界相当普遍。
　　
　　由于台湾自清代以来，普遍流行“斋教”信仰，此乃由中国大陆传入，是混合儒、释、道三教思想的一种在佛教，分有龙华派、金幢派、先天派等，都以释迦牟尼佛和观世音菩萨为本尊，所不同的是在生活上的规范。其中，龙华派最具社会色彩，持戒较为宽松，容易接近群众，故斋友人数在三派之中为最多。到了日据时代，日本佛教（僧人可以娶妻食肉，不必受戒）亦随着日人传入，如：日莲宗、净土真宗、曹洞宗、临济宗、真言宗等，佛教日本化日渐明显，台湾僧人娶妻吃荤者渐增。台湾光复以后，大陆僧侣来台，数百年来经过闽南、斋教与日本化的变质佛教才得以澄清，而开启台湾佛教发展的新页。
　　
　　佛教教育包括：僧伽教育：如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及丛林学院、华梵佛学研究所、法光佛学院、圆光佛学院、福严佛学院、元亨佛学院、香光尼众佛学院等；社会教育：如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以及玄奘大学、华梵大学、慈济医学院、智光中学、普门中学、慈航中学及各寺院附设的幼稚园和托儿所等。
　　
　　如佛光山、慈济、法鼓山等，对社会福利的推广与落实有极大的贡献。
　　
　　例如佛光山即相继举办过“宗教文化国际学术会议”、“亚洲宗教与高等教育国际学术会议”、“世界僧伽讲习会”、“世界佛教青年学术会议”等活动。美国西来寺与国际佛光会曾举办“一九九七年祈求世界和平法会”，计有佛教、天主教、耶稣教、摩门教、回教等共同参与。一九九七年二月，星云至梵谛冈，与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对谈，更促进国际间的宗教交流。另华梵曾举行“国际佛教教育研讨会”；法鼓山中华佛学研究所与日本、美国、泰国各大学签署学术交流；慈济功德会亦曾与天主教合办“社会工作研讨会”等，此等宗教的交流对谈，对增进国际宗教文化融和，成效显著。
　　
　　佛光山实践人间佛教的具体成就是：建立现代教团的体制：两序有级平等发展、僧信四众和谐相处、奠定教团事业基础、文化教育多所成就。建立佛教国际化体系：成立国际佛光会、创建各国道场、举办各种国际会议、进行宗教交流等。建立人间佛教的社会：生活法语、佛化家庭、社会应用、举办活动。建立两岸交流方式。详见《佛教·　教史·　佛光山的人间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