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五八九至六零零），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做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余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太宗则于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他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余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后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于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着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为后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于佛教的磅礴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着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此外，隋唐佛教的兴盛也引起韩、日各国的仰望，纷纷派遣学僧前来学习观摩，韩国方面有义湘、太贤、惠日、法朗、信行、道义等，日本有道照、智通、玄昉、智凤、最澄、空海等。韩、日佛教因此获得大规模的开展。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于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做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于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八四五）最甚，总称“会昌法难”，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余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余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八四七）后，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后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着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后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于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九五五），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着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着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着。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

　　［注释］
　　
　　文帝为提倡义学，于开皇十二年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高僧硕德，以长安为中心，依不同经论进行系统教学，计分为“五众”：大论众、讲论众、讲律众、涅槃众及十地众，每众各设众主一人，以领导教学。“二十五众”，亦为开皇十二年文帝所敕选的二十五位高僧教化团体，由此一团体的众主教授大众佛教概论、读经法、出家修养论等。
　　
　　大兴善寺是文帝于开皇二年敕令建造的，是隋初国家的根本寺院，后代许多著名高僧及译经家、僧官，如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皆曾奉诏驻锡于此，成为密宗发源地。
　　
　　隋炀帝在开皇十一年（五九一）皈依智者大师受戒，时值炀帝（晋王广）尚任扬州总管，智顗授其总持菩萨的皈依名号，晋王广亦回赠智顗“智者大师”的尊号。智者大师被尊为天台宗的创始人，以常居天台，世称天台大师，亦为宗派立名之由。
　　
　　安息人，祖世为避仇而移居南海，后从僧朗出家，止于嘉祥寺，世称“嘉祥大师”。着疏甚丰，有《中论疏》、《十二门论疏》、《百论疏》、《法华经义疏》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为三论宗的开祖。
　　
　　隋代信行（五四零至五九四）所创的三阶教又称普法宗。此宗将佛教按“时”、“处”、“机”（指人）分为三阶，以第一阶为正法时期，“处”为佛国，其“机”唯有佛菩萨，所修持者为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阶为法时期，“处”为五浊诸恶世，“机”为凡圣混杂，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阶为末法时期，“处”为五浊诸恶世，“机”为邪解邪行之人。信行以为当时已进入第三阶的末法，若依据第一阶的一乘、第二阶的三乘等别法来修行，甚为困难，故必须依第三阶的普法，皈依一切三宝，断除一切恶，修持一切善，方始有成。此即三阶教的根本主张。信行自称一乘菩萨，倡导第三阶的佛教，废具足戒，强调苦行忍辱、从事劳役，并以乞食为生，一日一食，反对偶像崇拜而仅礼拜佛塔。又认为一切众生皆是真佛，故路见男女，一概礼拜。在经济方面，于隋文帝开皇三年（五八三），设置十六种“无尽藏行”制度，劝化信徒施舍钱粮，而由寺院库藏，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或供修缮寺塔经藏之用。唐朝为对僧尼的统理建立制度，故采僧官制及设置度牒，而唐初高祖于武德二年为统摄僧尼，维持纲纪，置有十大德来担任此职。
　　
　　法藏（六四三至七一二），字贤首，祖先康居国人。早年师事智俨，听讲华严，深入其玄旨，以能通西域诸国语与梵文经书，遂奉命参与译事，先后译出《新华严经》、《大乘入楞伽经》等十余部。尝为武后讲华严十玄缘起的深义，而指殿隅金狮子为喻，武后遂豁然领解，后师乃因之撰成《华严金师子章》。师一生致力于华严教学，集组织理论的大成，又将佛教各种思想体系分为五教十宗，推崇华严为最高者，实乃华严宗实际的开创者。
　　
　　善无畏与金刚智、不空，于玄宗开元年间先后东来长安传授密法和翻译经典，并称“开元三大士”。三人首将密教传至中国，奠定密教基础。
　　
　　当宪宗迎佛骨至京师，“王宫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此崇佛热潮，正是帝王支持所产生。
　　
　　此数据乃根据道宣律师的《大唐内典录》所载。
　　
　　《开元释教录》，凡二十卷，唐代智升编于开元十八年（七三○）。全书依序列举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六七）至唐代开元十八年，凡六六四年间，一七六名译经僧所译大小乘经律论，共计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其中最后两卷为大、小乘的入藏目录，总计入藏经典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历来所谓“一切经五千余卷”之称即出于此。又其中的“有译有本录”，将大乘经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并注明单译、重译，为后世大藏经编目所遵循。智升复将本书入藏目录以千字文编号，预防混杂，编定《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为北宋以后雕印大藏经编号的依据。
　　
　　例如：随文解释义理者，称义疏；随文解释字句者，曰文句；总论一经之大义者，称大义；恒不随文出疏，而分门别类以释全文内容者，则称玄义；对疏之注释，常称疏抄；笔记师之口述者，称记述等。
　　
　　韩愈虽曾写（原道）一文贬抑佛教，又于宪宗迎佛骨时，上（谏迎佛骨表）反对此事，然被宪宗贬至潮州时，却遇大颠和尚而皈佛。
　　
　　变文即是将佛典故事或经史内容加以改编，使其趣味化、生动化、通俗化，而适合教化民众之文，是受佛教影响而流行的说唱文学作品之一。尤其经典在唐朝大量传译之后，部份佛教徒为致力于佛法的普及，则于开讲佛经时，尽量改编为通俗的故事体裁，甚至配以通俗音乐吟唱的“俗讲”讲经法会，于是变文在中唐、五代非常盛行。此外，为配合讲经变文，描绘经中所叙述故事的“变相图”也应运而生。
　　
　　唐武宗会昌二年，开始整肃佛教团体，对不守戒律的僧尼，悉令还俗，将僧尼的私人财产没入国库等。会昌四年，令小规模佛堂、兰若等无额寺院的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对全国寺院及僧尼数量予以严格规定，被毁大、中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小佛堂达四万余所，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没入田园数千万顷，佛像及佛具改铸为货币或具，使佛教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虽宣宗复兴佛教，却已非往昔面貌。
　　
　　五代在北方，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在南方，为前蜀、吴、吴越、闽、南汉、南平、楚、后蜀、南唐、北汉。
　　
　　后周世宗显德二年为削减寺院的力量，乃实行排佛政策，下诏内容为：无敕赐匾额的寺院一律废毁。禁止私度僧尼。未经父母、祖父母认可者，不能出家。男子十五岁以上，须背诵经文百纸，或读诵经文五百纸；女子十三岁以上，须背诵经文七十纸，或读诵经文三百纸以上者，方可出家。禁止私自传戒，须由祀部发给度牒，始可剃发受戒。奴婢、奸人、奸细、逃亡中的盗贼、恶逆的徒党等，不得剃度出家 。共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又下诏毁佛像，收钟、磬、钹、铎等以铸钱。
　　
　　永明延寿禅师（九零四至九七五），净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临安府余杭（浙江杭县）人，俗姓王。字仲玄。初为吏，三十岁依龙册寺翠岩令参禅师出家。后往天台山参谒德韶国师，初习禅定，得其玄旨，成为法眼宗三传者。后于国清寺行法华忏，颇有感悟，于是朝放诸生类，夕施食鬼神，读诵《法华经》，又精修净业。后住明州雪窦山传法，法席大盛，并复兴杭州灵隐寺。建隆二年（九六一）应吴越王钱俶之请，迁永明大道场，接化大众，世称永明大师。师曾召集慈恩、贤首、天台三宗僧侣辑录印度、中国圣贤二百人之著书，广蒐博览，互相质疑，而成《宗镜录》一百卷。对当时各宗派间的宗旨分歧，持调和的态度。高丽王见此书，乃遣使叙弟子之礼，并派国僧三十六人前来学法，法眼的禅风遂盛行于海东。开宝八年示寂，世寿七十二。赐号“智觉禅师”。另着有《万善同归集》六卷、《神栖安养赋》一卷、《唯心诀》一卷等六十余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