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文明史,任何一个古老的文明体系的传承与延续,必然也必须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若予以吸收融合借之使本体得以发展创新,则能走得久远;若是一味抵制或是被完全征服,则必然走向衰落直至灭亡。后者如那时灿烂的爱琴海-希腊文明;前者如中国。事实上我们五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史——这并不是指我们不曾在政治上被征服,恰恰相反,正是某种有惊人精确性的周期性政治动乱甚至外族入侵使得我们的文化得以周期性地输入新鲜血液,中国文明走到今天,也许我们正要感谢那些“合久必分”的时代。 这种“有惊人精确性的周期性”指的是,中国历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每八百年一单元,它们包括:从秦朝至六朝和鞑靼族入侵(公元前221年-公元588年);隋朝至蒙古人入侵(589-1367年);现代周期。 而文化的循环性更新周期与这种历史的循环性进程正存在着某种错位的吻合关系:前一个周期的后半部分即混乱的时代总是思想精神大解放的时代,外来文明也因此在这一时期最有可能大规模渗入;然后下一周期的前半部分,中国人在稳定环境下将外来文明内化,转为己用,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政治昌达,军事强大,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如此循环,使得我们在各种历史环境下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与文化传统。 比如从第一个周期的末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到第二周期的繁荣开端——唐朝这一时间段内佛教艺术的传入、兴盛并影响中国文化、然而最终被融合改造的过程便是极佳的例证。 佛教起源于印度,最早的传入,西汉时便已沿丝绸之路开始。据《历代名画记》记载,东汉明帝曾梦见金色神人在殿前飞行,于是派遣中郎将蔡愔等人西去天竺、大月氏。使者以白马驮着佛教经典和画像归来,并带回两位西域高僧。明帝大悦,在洛阳建白马寺,为中国最早的佛寺,寺中藏佛经、佛像,又命宫中画家在白马寺墙壁上绘《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图》,佛教绘画从此传入中国。 最早被画史记载的佛像画家应该是东吴曹不兴,“昔竺干有康僧会者,初入吴,设像行道,时曹不兴见西国佛画仪范写之,故天下盛传曹也。”(北宋张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但这个时候曹不兴对佛教绘画仅仅是一种“仪范”,佛教绘画与中国人物画也仍然界限分明,互不影响。佛教绘画真正影响中国人物画技法的开端,集中表现在张僧繇身上,张僧繇吸收“天竺凹凸花”创造了中国佛教绘画第一种样式“张家样”。其后北齐曹仲达“曹衣出水”的“曹家样”,则是印度佛教艺术在中国的传播极盛的表现。再后于阗尉迟乙僧的凹凸法——与初唐阎立本对立的人物画法应该看作是印度佛教艺术影响下的西域技法与中原技法的又一次碰撞。而到了唐吴道子,终于将尉迟乙僧与阎立本的特点融合统一,并摆脱“曹衣出水”的范模,创造出“吴带当风”的“吴家样”,可以说是相当出色地完成了将外来艺术本土化的任务。至于再后的周昉“妙创水月观音”的“周家样”,则只是在吴道子的基础上深入与强调佛像的中国美学特征与神韵的同时有所创新。印度佛教绘画艺术本土化的过程,我认为到吴道子即已完成。 从张家样到吴家样——佛教绘画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二、异域佛风 那么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印度佛教艺术的本来面目。 古代印度佛教艺术分为两大流派,即西北印度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和北印度的笈多佛教艺术,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个过渡的中印度恒河流域秣菟罗佛教艺术。 西北印度贵霜王朝(约公元1世纪初叶至3世纪中叶)与萨珊王朝(约公元3世纪中叶至5世纪末叶)统治下产生的犍陀罗艺术,前期以白沙瓦等地为中心,明显受到希腊化艺术的影响。 “犍陀罗佛像的头部一般呈阿波罗式的希腊美男子面容,深目高鼻,薄唇长耳,肉髻通常覆盖希腊雕刻常见的波浪式卷发,背光朴素无华,通肩式僧衣襞褶厚重,毛料质感清晰,类似罗马长袍托格”。 因此前期犍陀罗艺术通常又被称作“希腊-佛教艺术”。而后期犍陀罗艺术的中心之一巴米扬石窟的大佛则受到后面将讨论的笈多艺术马图拉样式的影响,开始呈现薄衣贴体的U字型衣纹。 北印度笈多王朝(公元320-550)的统治时代被誉为印度古典主义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印度人遵循印度本土民族的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创造了纯印度风格的笈多式佛像。当时的两大雕刻艺术中心马图拉和萨尔纳特则分别产生了笈多式佛像的两种地方样式——马图拉样式和萨尔纳特样式。 “笈多马图拉样式的佛像,脸型是印度人的。眉毛细长,呈倒八字向上挑起;眼帘低垂,带有沉思冥想的神情;鼻梁笔直,下唇宽厚,耳垂拉长呈矩形……通肩式僧衣单薄贴体,犹如被水浸湿了一样半透明,衣纹通常是一道道平行的U字型细线,具有流水般波动的韵律,隐约凸现出全身的轮廓。” 因为这种薄衣贴体的半透明效果,笈多马图拉样式的佛像又被称为“湿衣佛像”。 “笈多萨尔纳特样式的佛像,造型与笈多马图拉样式的佛像大体相同……不同的是萨尔纳特样式的佛像的僧衣必马图拉样式的佛像更为单薄,几乎像玻璃一样完全透明,仅在领口、袖口和下摆边缘依稀可见几丝透明衣纹,乍看恍若裸体。” 类似的,因为这种轻纱透体的效果,笈多萨尔纳特样式的佛像亦称“裸体佛像”。 可以看出,几种不同样式的主要区别之一即在于它们的衣纹,这也是后面将与中国佛教绘画样式比较的地方。 壁画方面,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石窟是阿旃陀石窟。阿旃陀石窟(公元前2世纪-公元7世纪,各造像可分为前后两期,后期雕像通常被认为属于笈多艺术范畴)壁画要点是大量使用了凹凸法与凹凸花。古印度绘画技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勾线平涂的平面法;另一种即为凹凸法。凹凸法又可分为叶筋法、斑点法、晕染法、深浅法、高光法等,即以不同的方式在轮廓线内部构成色调层次的明暗变化,产生浮雕式的凹凸立体感。凹凸花是比凹凸画更进一步的画法,以朱、青、绿三色渲染并施用阴影烘托法,是古印度佛教画敷彩技法之一。 张家样到吴家样——佛教绘画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三、在中国 话说回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乱华”加上内部战乱,长期的分裂动荡使社会制度解体,旧礼教崩溃,魏晋人也因此获得了思想上的极大自由,有识之士开始寻觅人生自身的价值,鲁迅先生曾将其评价为中国“艺术自觉的时代”;而普通百姓对信仰的需求也变得极为迫切。佛教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作为一种宗教渗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作为一种哲学启发着文人的思维,同时作为一种艺术极大地影响了艺术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