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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老舍对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价值都做了重新审视。正如他在《大地龙蛇》序中所说：“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相比之下，老舍在抗战时期对佛教更为偏爱。纵观他在本时期的文艺主张和作品创作中，始终都贯串着中华民族通过“涅槃”而获得新生的佛教文化思想。

　　1939年7月底，老舍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河南洛阳劳军。其间，曾游白马寺，并作旧体诗一首。诗云：“中州原善土，白马驮经来。野鹤闻初磬，明霞照古台。疏钟群冢寂，一梦万莲开。劫乱今犹昔，焚香悟佛哀。”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之时，老舍看到了佛教圣地白马寺，使老舍高兴万分。他在《剑北篇》中写道：“白马寺还在人间，白马寺万岁！”老舍对佛教的赞颂之情，由此可见一斑。10月前后，老舍随慰劳团至青海、甘肃一带劳军，其间也参拜了一些佛教寺院。”深深扎根于老舍潜意识之中的佛教文化思想，这时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复苏的机会。

　　1940年9月4日，老舍应重庆缙云寺佛教友人之约前去参观汉藏教理院，并作了一次讲演。其中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就得念屈原的《离骚》，研究英国文学的就得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也是一样，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地狱的景况，描写其地狱的惨状，这也许他是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的不良心理。”他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佛教和尚们，“发心去做灵魂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应该说，老舍所作的这篇有关佛教文化的著名讲演，对我们今天来探讨老舍的佛学修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1年夏，老舍应邀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讲学。其间，他遇到了“精通佛学”的汤用彤老先生，于是“偷偷地读他的《晋魏六朝佛教史》，获益匪浅。”不久，老舍在《大地龙蛇》的创作中，写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赵老太太。剧本说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袭。儿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她的儿子劝她说：“现在已是雾季了，不会再有空袭，何必还这么念佛呢？”她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佛是要天天念的！祸到临头再念佛，佛爷才不管你的闲事！这三年多了，咱们的房子没教日本鬼子给炸平了，还不都是菩萨的保佑？”另一位西藏高僧罗桑旺赞也说：“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祝福我们胜利的军队！”

　　此后，老舍对佛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考，我们从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思考的轨迹来。《火葬》这部作品取名的本身，就包含着中华民族在“涅槃”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为我们写出了一系列佛教徒及其受佛理感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佛教徒当属明月和尚。是他，在沦陷的北平坚持着抗日活动，并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其中也包括钱默吟。请听一听钱默吟的自白吧：“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战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过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老舍对佛教也已经产生了许多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