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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孙思邈《千金药方》《千金翼方》中有10余首方援引自释家经典，如耆婆治恶病丸、阿伽陀圆主万病方、服菖蒲方等。王焘《外台秘要》载有20 余首方，如耆婆丸，莲子草膏，酪酥煎丸。延年目明方，治肺病方等。在药物方面，印度的不少药材通过僧医带进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本草学。据唐朝僧人释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药物有龙脑，麝香，荜拔，胡椒，阿魏，龙钵罗花，诃理勒，刺蜜，天竺桂，沉香，苏合香，象牙，牛黄，曼佗罗等二十味，同时中国也有不少味药材输入印度，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被誉为“神州上药”。

中国的僧医在历史上曾经编著了许多医学著作，虽然大部分都已散佚，但在医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繁荣了祖国的传统医学。如西晋于法开著《议论各豫方》一卷；南北朝昙鸾著《调气治疗法》一卷，《疗白病杂丸方》三卷；唐鉴真著《鉴上人秘方》；五代高昙著《竹林寺女科证治》四卷，《竹林寺女科秘要》一卷；清朝雪岩禅师著《胎产新书》等等。当时，传入中国的印度医书也较多，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被译成中文的印度医书有八种，其中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药方》23卷 ，《西域波罗仙人方》4卷，《西域名医所集药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等等。

（五）“四大学说”对中医理论的影响

释学所谓“四大学说”即地，水，火，风的“四大”治病因素，并认为人身由四大构成，《佛说五王经》说：“人由四大和合而成其身，何为四大？地大，水大，火大，风大。”“一大不调，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四百四病同时踞作。”“一大”不调就有一百零一种疾病产生，“四大”不调就有四百零四种疾病产生，四大学说传入中国后，很快影响到中医基础理论并将其反映到传统医学的典籍之中。

南朝梁代医家陶弘景首先援佛入医，在增补《肘后方》时，即采用此说，其序云：“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并且在《肘后方》的基础上补增15方并改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一引《天竺经论》中云：“身者，四大所成地，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四种假合以成人身。”隋曹元方《诸病源候论》。清代喻嘉言《医门法律》等均曾引述“四大”学说的内容来丰富祖国的传统医学， “四大”学说作为朴素的唯物论确实给中医学一些借鉴作用，在医学史上留下过它们的足迹。

中医药学的产生和发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释学与其在历史的进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中医药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形成和确立或多或少地烙上了释学的印迹，但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其又带有明显的宗教教理教义的局限性，这就值得并需要我们深入地挖掘释学的科学思想，深刻地探讨其与中医药学的关系，并以此来发展中医，弘扬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