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起信论》是我最喜爱的佛教经论之一，我曾经五次研读，三次讲说，深感论中“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为人处世的最好性格。

　　年幼时，我曾立志将来开设农场、学校，服务乡梓。从佛学院结业出来以后，如愿以偿，在国民小学担任校长并兼任教师，令我欣喜不已。当时曾有人暗示我：在世俗上教书，以脱去僧装为宜。但我弃之不理，因为尽管我随顺世缘，教导学童，然以比丘身度脱众生是我永世不移的誓愿。五十年来，我一袭僧袍，不但在中小学任课教书，也曾应邀在东海大学、文化大学等大专院校讲授人生哲学十余年。尝听人说我是个“做什么就像什么”的和尚，回首往事，只觉得庆幸自己不但具有“随缘”的性格，更能秉持“不变”的操守，从一而终。

　　在国小任教的同时，一位亲戚想和我合作开设农场，因与我年少时的理想不谋而合，故欣然应允。但谈及细节规划时，他表示要养鱼、猪、牛、羊，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饲养动物呢？种植果蔬不是很好吗？”他答道：“动物的排泄物正好可以作为植物肥料，提高生产；长大以后，又可以卖给市场，增益收入，一举数得。”虽然他言之凿凿，计划周详，但我还是毅然拒绝，因为爱护有情是我终身不易的原则。

　　一九四九年来台后，我经常为报章电台供稿，当时某报社曾以高薪力邀我担任主编，不过，我始终不为所动，因为每天挑灯夜战，撰写各种不同体裁的文章，是为了随顺众生根器，以文字般若来净化人心，并非当作一种维生的职业来苦心经营。我衷心地认为，做好一个出家人才是我终生不变的使命！

　　当时，因为局势不稳，处处风声鹤唳，佛教因为得不到高阶层人士的支持，道场成了军眷的住屋不说，出家人的行动更是备受限制……寺院经常有人前来临检，出外要向派出所报备，布教时频遭取缔，聚会活动也总以细故被干涉中断。为了让佛法普及，我在公开场合赞美政府的德政，在闲暇之余帮忙地方为民众补习国文，如此一来，果真方便了佛教的弘传。渐渐地，不但市井小民展开双臂，欢迎法水的洗涤，一些军政人士也由听经闻法而接纳佛教。从认识环境到适应环境，从安于环境到改变环境，云端佛学，我深深领略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是自利利他的良方。

　　尽管我随喜结缘，但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因为我有强烈的善恶是非观念，所以在穷困潦倒之际，我不为厚利而赶赴经忏，虽然过了一段饥寒交迫的日子，却在佛道上启悟更多。四十多年前，宜兰县竞选市长时，一位素行不端的候选人强迫我在演讲时为他说几句好话，我不但不予答应，反而呼吁大家不要选他，这种耿介的作风固然开罪一些权贵，却赢得更多信徒和群众的喝采。

　　初建佛光山只是为了办学，不料来山的信徒香客日益增多，为了顺应他们的需求，我们供应汽水、糕饼，后来更建设各种文教、慈善事业以为度众的方便，一些商业人士看中佛光山广大的信众具有庞大的消费能力，曾数度以增加收益为由，与我洽谈合资经营之事，然而每次都被我严辞拒绝，因为尽管开山以来，我们都在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艰难度日，但“非佛不做”是我向来不变的原则。多年来，一些社会人士不明就里，以讹传讹，扣我以“企业和尚”之名，并用“商业化”来抹煞佛光山度众利生之实，面对这些，我也只有“随缘”止谤，以“不变”来应付万变。

　　去年年初，宏（王景）建设公司第一次股票上市，创办人张姚宏影女士邀我为其开幕致词，并且说这是他儿子担任董事长以来的第一件大事，希望我无论如何能抽空前来。当下自忖：如果应允此事，外界又要把我和商业联想在一起，大作文章了。这时，天下文化公司刚好将第一本《传灯》送到我的手上，看着封面的书名，我突然想到：张居士为了要将佛法的信仰明灯传给下一代，苦心地安排这次讲座，我又何忍为了洁名而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于是决定依约赴会。

　　在讲座上，我勉励大家：“我们不但要有心外的财富，也要有心内的财富(智能、慈悲)；不但要有现世的财富，也要有来世的财富(功德、福报)；不但要有一时的财富，也要有永恒的财富(真如、佛性)；不但要有个人的财富，也要有共有的财富(利益、功德)。” 说罢台下一片掌声雷动。一年多来，张居士每次提到此事，总是津津乐道。

　　去年十一月，张居士与我同赴德州巡视道场时，又和当地信众谈及开幕当天开示的内容，在座的大众惊喜地向我说：“您把佛教的财富观说得这么深得人心，真是太妙了！”其实不是我说得好，而是佛法周遍圆融，有如千江映月，能随缘应现各种领域，却又不坏因缘和合的空性。多年来，由于掌握这项要领，所以我每次说法，总能得到听众的共鸣。
　　
　　例如：到工厂弘法，我告诉劳工们：“ 好的工厂能生产优良的产品福利社会，坏的工厂不但制造瑕疵的产品，而且还污染环境。人心有如工厂，保持一颗清净的心灵才能带来欢喜的人间。”到监狱布教，我告诉受刑人：“应当珍惜这段与世隔绝的期间，反躬自省，对于一切苦难，都要视为人生的挑战，自我教育。”到学校演说，我告诉学生们：“学习不只要求得知识，更要开启智能；读书不只要求得学问，更要身体力行。”到军营开示，我告诉官兵们：“身为一名军人，基于护国救民的悲心冲锋陷阵，勇敢克敌，事实上与怒目金刚降伏震怒的精神并无二致。”

　　佛陀为雨势大臣讲说“治国七法”，遏阻了一场血腥的战争；佛图澄以善巧智能，感化凶残暴戾的石虎、石勒。佛教对于国家人民的贡献，从历史的诸多事实中可见端倪。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小岛，从政争战乱到休养生息，我深知百姓所需，所以对于前来听经的市井小民，我固然告以安身立命之法；对于请益佛理的达官贵人，我也开示福国利民之道。凡此种种，都是随顺因缘，关怀社会，善尽己力。但是当信徒们提议我参选立委、国代时，我却坚辞不就，因为太虚大师所说“问政不干治”是我向来不变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