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佛教史学的上述六个宗教功能,我们可以看到,佛教史学虽然带有“学术”的标识,但仍会对作为宗教的佛教本身产生重大作用。谢尔曼说:“学术风气可以反映社会状况的变化,而社会环境为了与正在出现的学术话语相适应,自然也会发生某些变化”。如果我们把他话中的“社会”两字换成“佛教”,可以更贴切地说明佛教史学与中国佛教演变的关联,即中国佛教的不少特征都是随着佛教史学的产生和发展而凸现的。 佛教史学不仅对中国佛教有着巨大的作用,也丰富了中国史学。首先,佛教史学所载的寺院演变、僧侣言行、佛事活动等事迹,可以大大补充传统史学在这方面所载之不足,使传统史载更为全面完整。且因“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尤其是其中佛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相关的内容,是很值得重视的历史证明材料。如南北朝时褚澄化一千万钱将其父亲典当在招提寺的白貂坐褥、介质犀导、黄牛坐骑等赎出来和甄彬在长沙寺质库赎苧还金等与佛寺有关的史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关当铺的记载,其它佛教经史中有关寺院经济,寺庙依附劳动者等记载更是撰写中国经济史所不可或缺的。从更抽象一点的角度说,佛教史学中的宗教成份,对传统史学中“究天人之间”的努力,提供了更丰富的内涵。陈寅恪先生说:“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瞭,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是故关于佛教史料中涉及人与本体之间的那种神我关系,也往往只有从僧人们所留下来的史载境界中予以体会理解,方才能真正了解,并由此明白其对中国思想史上诸种天人心性说演变的影响。此外,至于象道安所撰的《四海百川水源记》之类直接涉及传统史学领域的著作,更是丰富了中国史学的内容。 其次,佛教史学通过所载高僧事迹、护法故事等表露出来的价值取向来协调着佛教和儒家之间(当然也包括道教)的道德伦理观念,使彼此间的社会价值取向尽量一致起来,如梁时的慧皎宣称他编写《高僧传》就是为了模仿传统史学“辩忠烈孝感,以定君敬之道;明《诗》、《书》、《礼》、《乐》,以成风俗之训”。这样,佛教史学在促进社会道德制约的功能上就可以纳入传统史学的功能体系内,最终还促进了所谓“三教合一”,形成了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 再次,佛教史学发展了史学的表达形式,开创了一些新的义例。如诸高僧传努力模仿《史记》等正史的记叙功能,但又限于“高僧传”之名,不能附有“志”、“表”一类篇幅,在“传”中所叙述的事迹内容未免有所局限,于是把高僧们分类成篇,每篇结束时都附上很长的论,将不能算在个人头上的部分历史实况拿到“论”里来说明。《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等都是这么写的,前后袭以成风,形成了一种新体裁。又如以《出三藏记集》、《历代三宝纪》等为代表的“佛典目录在我国目录学上独树一帜”。此外,《历代法宝记》、《景德传灯录》等作为一类特殊形式的传记,也可算是一种创造。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创造也带动了传统史学的发展,如“魏收晚进,弘以《释老》”,在《魏书》中专门为佛教作志,扩充了“正史”的体例,此亦可视作史学家们愈来愈把佛教史当成历史的重要一页。 最后,由于佛教史学最终纳入了传统史学的体系,两者之间在对象上和功能上有着密切的联系,故佛教史学的宗教功能亦有助于整个史学影响的扩展。如当魏晋之后佛寺和僧侣“掌握了社会大众的教育权”,退一步说,佛教至少从事着部分对大众的教育。而寺院教育的内容中,僧传、寺记、故事等佛教史知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敦煌文书中还有不少出自寺藏的史书抄本和方志抄本,鉴于这些知识关联着整个中国历史,因此人们在寺院中接受教育的同时,也间接地接受了中国历史的教育。所以说中国历史在社会基层中有相当的普及,佛教史学也有它一份功劳。 至于从更大范围内说佛教史学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影响,更是一篇文章所难以全面罗列的。因为既然历史包括着成为过去的一切,那末关于佛教在中国二千余年流传的历史当然也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记载论述这些的佛教史学也就和有关中国古代的所有领域相通,在过去和现在影响着这些方方面面。对研究与探索这些领域来说,也可被有关这些诸多方面的学科所资用。 反过来说,佛教史学之形成于中国而不在于印度,当然是和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关,即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是酿成佛教史学的温床。对于这方面的具体成因,择其要者言之,有以下数条:其一,与中国文化的史学传统有关。古代印度文化偏重于哲学,中国古代文化则以史学为耀眼点之一。中国上古时便有史学工作,刘知几云:“史官之作,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求其位号,一同王者”。至佛教传入之时,《史记》、《汉书》等史学巨著已经问世,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各个方面产生很大影响。近朱者赤,受环境影响而有佛教史学,当然合情合理。其二是受处于中国古代社会中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影响。这里面又可分几个层次,从形式上,“印度佛教虽然在理论上有‘菩萨藏’、‘声闻藏’的说法,但在实际上并没有形成网罗所有典籍的示范性的大藏经,而是各宗各派分别传习自己的经典”。中国由于秦汉以来大一统政治格局的作用,在文化作品上,自《吕氏春秋》起,便有“自觉地企图综合百家,以求思想上的一统天下”之倾向,直至后来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无一不是这种倾向的反映。佛教置身于此联绵不断的潮流之中,且其自身从两晋南北朝起,就在国家僧官制度的控制之下,出现《大藏经》来作为一统佛教的形式之一,而其中“史传部”及目录学等内容随着《大藏经》的发展而发展,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三,得益于华土各种学术成就之滋养。如可视为佛教历史文献学之要典《一切经音义》的编成,系因“顾西域有音声而无文字,必藉华言以传,随义立名,固不得不借儒术以自释。唐代浮屠多通经史”,故有所成。另外,两晋南北朝以降士子入寺读书之风,也会加强佛教与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联系,从而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有利于佛教史学的发达,最明显的如很多寺庙的碑志,高僧的传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