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条例》规定了六大类狗的禁入区域，如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办公区;学校教学区、食宿区，学前教育机构，医院，少年儿童聚集、活动的场所;影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体育场馆等公众文化娱乐场所;宾馆、饭店、商店;候车(船、机)厅等公共场所，但符合有关规定的除外;中央大街等步行街、休闲体育广场、绿化地带和公园。对此，你又有何意见?

　　彼得·辛格：只规定狗不可以去的公共场所，却没有给他们划出可以去的公共场所，这样的规定是很不合理的。狗需要自由跑动，在其他国家和城市里，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在公园里划出狗可以自由奔跑的特别区域，在这里，狗可以和其他的狗一起玩耍。在有的公园里，即便狗不能自由跑，但只要牵着，就没问题了。至于学校、医院，不同的国家和城市，有不同的规定，但只要有人牵着，除了特殊的地方，一般来说就都可以进。在西方，比较普遍的禁区是食品店，食品店不允许狗进入，而只能拴在外面。

　　新京报：餐厅可以进吗?

　　彼得·辛格：除了导盲犬，狗一般不能进入餐厅。

　　新京报：很遗憾，在北京，导盲犬也不能进入餐厅。

　　彼得·辛格：这是不应该的。导盲犬可以进入所有的公共场所。在西方，如果拒绝导盲犬进入公共场所，是要被追究法律责任的。

　　高速路救狗：“狗道”和“人道”能兼顾

　　【新闻事件：2011年4月15日，因怀疑待宰杀的狗系非法途径而来，数百名动物保护志愿者、小动物保护协会成员，在京哈高速上强行拦截了一辆河南籍的运狗车辆。僵持15个小时后，最终，动物保护组织和志愿者出资11.5万元，将整车520条狗买下，连夜送往动物流浪中心安置。】

　　新京报：在高速路上拦运狗车，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可行?

　　彼得·辛格：如果因为救狗，人可能会被伤到，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这是危险的。可以用其他更安全的方式，既阻止动物被虐待，又防止人不被伤害。

　　新京报：针对这件事，有人说，此举是滥用私刑。你怎么看?

　　彼得·辛格：在西方，有这样一个相当长的传统和历史，那就是虽然行为的方式有道理，但却是非法的。对此，西方人称之为“非暴力不合作”，马丁·路德·金就是用这种方式，达到反抗种族歧视的目的。所以，虽然高速路救狗可能是非法的，但由于它是正义的，所以，要尽量采取和平的、非暴力、不危险的方式来做。

　　新京报：高速路救狗事件发生后，动保基金出钱买下了全部的狗。最近几天，又发生了类似买狗救狗的方式。对这种救助方式，有人提出了批评，认为会刺激狗的买卖。你怎么看?

　　彼得·辛格：的确如此。如果出钱购买狗，是会刺激市场的，所以，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证明这些狗的来源不合法，那么，临时通过购买去紧急救助，也是可以的。最关键的是，要从源头上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然后再开展后续的救助。当然，我并不是只关心狗，我关心所有的动物，比如猪。猪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新京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还有很多穷人没有得到及时救助，动保志愿者却忙着去救狗。这是只讲“狗道”，不讲“人道”。

　　彼得·辛格：并不是如此。在我的经验当中，这两者可以兼顾。那些救助动物，为动物工作的人，常常也同样会去救助人。很多救助动物的人，常常会更加关注人类的贫困问题。反倒是那些不关注动物苦难的人，往往谁都不会关心，不管你是不是人。

　　新京报：有人说，人类还没有解放，就去提倡动物解放，是不是虚伪的，或者说，是不是过于超前了?

　　彼得·辛格：绝对不是这样的，不是虚伪，也不是超前。人类的问题是永远存在的，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有贫困问题，也有种族歧视问题。如果要把人类的问题都解决完了，再去考虑解决动物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二者完全可以同时去做。这两个问题是相互促进的，那些关注动物的人，也会关注人，并不是相互矛盾的。

　　新京报：现在，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反对虐待动物的法案，而中国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猫狗之类非野生动物的管理法规，尽管一直在酝酿中，但迟迟未能制定。对非野生动物，是不是也要立法保护，包括集约化养殖的动物?

　　彼得·辛格：这个问题非常重要，非野生动物当然需要立法保护。圣雄甘地曾经说：“从对待动物的态度上，可以判断出一个民族是否伟大，精神是否高尚。”因为动物是最弱势的，它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我们需要保护野生动物，也需要保护所有的动物。

　　中国有非常好的保护动物的古老传统，应该把这种美好的传统，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中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中国要对外展示自己的社会文明发展成果，要树立自己良好的国家和民族形象，特别需要尽快制定出台一个全面的动物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