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对传统同类放生题材因袭继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超越与创新意识。首先，对生命关怀的角度与程度不同。前人多基于生与死的两极对立从恻隐之心、慈悲之心、政治功能视角对生进行观照，而蒲松龄则以宽广的放生视域立足生命的终极关怀。如《赵城虎》中赵城妪独子被虎所噬，妪悲痛欲绝，啼诉于宰，虎主动投案，宰对之曰：“杀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妪止一子，而汝杀之，彼残年垂尽，何以生活？倘尔能为若子也，我将赦汝。”“虎颔之”，宰“乃释缚，令去”。虎尽赡养之责，时衔死鹿、金帛等掷妪庭中，“妪由此致丰裕，奉养过于其子，心窃虎德。虎来，时卧檐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无猜忌。”妪死，“虎骤奔来”，“直赴冢前，嗥鸣雷动”。因宰的放生令本应为仇雠的妪与虎长期诚挚相处，而且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蒲松龄笔下的放生不只是对生命的放纵，更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包容。

　　其次，基于文体的演进，前人放生作品大都叙述简略，风格质朴、板滞、程式化，缺少艺术加工。而蒲松龄则极力渲染、铺陈，笔致细腻，情节迂回曲折，放生对人既是情感的洗礼，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观照，读来是一种艺术享受。如同是龟鳖放生故事，《续异记•刘沼》记载中山刘沼，“灶里得一龟”，“放之于娄湖”，《聊斋》中《八大王》说渔鳖者献巨鳖于冯生，生以其状异，放之。两篇作品叙述方式、情节相似，皆用直叙、顺叙方法，写人对物的放生。但《续异记》以“俄迁秣陵令”嘎然而止。而《八大王》则是一系列精彩婉转华美的故事，得宝、娶妻，翻空为奇，令人耳目一新。

　　再次，与前人相比，具有平等思想的蒲松龄本着开放的放生观，更注重人与异类近距离的亲近与亲昵。如《酒友》中车生不以狐为异类，没有加以伤害，反而与之共寝，引为糟丘之良友。这既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功利性放生，也不同于魏晋六朝小说出于敬畏膜拜的放生。利奥波德曾说：“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蒲松龄的放生作品表达的正是他对万物生命的尊重，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处的肯定与认同。

　　蒲松龄放生主题地域溯源

　　民俗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性，古语云“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一种民俗文化的产生与传承都离不开特定的地域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与时代氛围的影响与制约。蒲松龄对放生题材的广泛吸纳也不例外，在他76年的人生岁月中，除了短暂外出之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淄川度过的。他对这里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名胜古迹、人文风貌、博物信仰等了如指掌。淄川繁多的放生事件与深厚的放生民俗滋养了蒲松龄放生作品的撰写。

　　淄川古属东夷，自来民风“敦厚阔达”。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指出：“《王制》云：‘东方日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通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朴素的言仁好生观念，在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中渗入了浓烈的伦理与情感道德因素，人们“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这种“泛爱众，而亲仁”的精神气质在明清时期对待放生事项上尤为明显。

　　唐梦赉（1627～1698）“生性好善”，“曾于城西傅家湾两河汇流处做‘放生矶’”，“与朋友们经常在此向河内放生”。在他影响下“两河上下数里，再也无人捕鱼。”《淄川县志》更记载了诸多有关放生的诗篇，如“直钩断网属仙家，总启渔矶罢钓槎。”“记向西湖学放生，莲池遗教几个行。双湾化作菩提水，大地江河总有情”等。蒲松龄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多持放生理念，如亲家高珩子“嫩柳滩头携簟坐，游鱼数遍放生矶。”描绘了放生矶人鱼和谐相处的画面。放生主体与放生客体的生命世界灵性沟通协调融合，展现出一种深沉的生命意识与跨类的生命和谐。

　　“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地、人”三才，人的生命与价值最值得重视与关注。朝廷围剿胶东于七起义，滥杀无辜，唐梦赉为之向山东总督建言，使不少百姓免于刀兵之祸。蒲松龄记曰：“唐子西世务咸通，得献筹于借箸。于是掠禁为严，肤功立奏。纵俘擒之弱息，欢噪孤城；拉哑叱之娇婴，还归故里。”有清一代获赠康熙“半副銮驾”殊荣的邱璐（1620～1682），“任扬州府江防同知，捐资制放生船。岁饥则赈贫，疫作则施药。”邱璐及其子侄与蒲松龄是至交好友，多有诗歌唱和，书信往来，如《上瓜州邱》、《王鹿瞻在瓜州邱荆石先生幕，作此寄之》等，蒲松龄曾说“比年来，老大人煦拂江乡，仅有清风两袖。”蒲松龄了解与欣赏邱璐的“亲亲而仁民”的清正廉明。

　　此类具“厚德懿行”的乡贤还有沈润、张至发、高捷、唐思仁、房景远、高殷宗、孙绅、王广铨等，他们“值岁饥，捐赈，全活累万”，岁饥出粟，“赖以存活者不可握算”。如果说这些人对蒲松龄还是情感上的触动与思想的激发的话，那么其父蒲槃则是言传身教的教育与熏陶了。蒲父“值岁凶，里中贫者，辄按日给之食，生活颇众。”

　　亲友们爱生爱物爱民的行为对蒲松龄影响至深。在《放鹤召鹤歌有序》中，蒲松龄从放生对象角度写被放之鹤的自由状态“鹤飞去兮，济南之南。憩秦松兮，蹑岱岚，饮则有汶水兮，浴则淄潭。彼其稻梁兮，慎勿贪，曳缟衣以遐举兮，谢弋人之耽耽。”在《放生池成喜赋》又从放生主体方面写放生的重要性，“网钓分明记圣人，漫贪口腹又何因？一牛曾许齐君王，避蚁还称宋帝仁。”《聊斋》中的放生篇更是蒲松龄全面具体的放生文学的实践。《公孙九娘》中蒲松龄悲悯“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痛斥“碧血满地，白骨撑天”的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