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管见
　　
　　妙善
　　
　　江泽民同志在1993年11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族、宗教无小事”的科学论断，并就宗教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三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必要前提和根本保证。
　　
　　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我国五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我就此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集中到一点，就是遵纪守法，爱国爱教。这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政治条件。
　　
　　1995年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的李瑞怀同志《关于新形势下民族、宗教工作的若干问题》的重要文章，对“相适应”一词的内涵作了精辟的说明：“所谓‘相适应’就是说宗教必须遵守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国家法律、法规及方针政策。法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按照国家的方针政策办事”。这就是说，佛教界大到团体，小到个人，一切的一切，必须在“遵纪守法”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国家的认可与保护。反之，它便失去了作为合法团体或合法公民的起码资格，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政教分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宗教都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学法律、懂政策，其目的，一是为了自觉严格地遵守党的政策和国家法令，二是为了充分扞卫自身的权益。
　　
　　爱国是公民的本份，爱教是信徒的义务，两者密不可分。佛教界干余年来形成的、宝贵的爱国主义传统，应该在今天得到继承和发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深入持久地学习贯彻《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觉地与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讲，工农热爱生产，军人热爱国防，都是一种最朴素、最直接的爱国表现。同样，我们出家僧团热爱本职，完善自我，也是一种爱国的具体体现。
　　
　　从佛教自身建设上说，佛教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严持净戒，开创道风建设新局面。所谓“净戒”，包含了“佛制”与“祖规”两方面内容。可是，当前的佛教，在寺院修建、经忏香火日益红火的背后，却隐藏着严重的忧患。赵朴老在中国佛协六届一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指出的“信仰淡薄，道风不正，戒律松弛，学修不讲，追逐名利”，决非是骇人听闻。宋代宗颐禅师有诗自检：“天生三武祸吾宗，释子回家塔寺空。应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俭守真风”。若干年后，如果我们僧团连最起码的“独身、素食、僧装”都不能维护，汉传佛教的前景将会是怎么样？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为宗教事业提供了建国以来最为良好的外部环境，面对“黄金时代”，—我们许多人都在“报三宝恩，报国土恩”上尽心竭力；但也有许多投机份子见利眼红，“伪作沙门，心非沙门，破用常住，欺诳白衣”，严重侵蚀了佛门风气，玷污了僧伽形象。党风不正会祸国，道风不正会祸教。
　　
　　佛法兴亡，佛子有责。明因果，持净戒，整逆风，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
　　
　　2、重视佛教文化，拓展弘扬正法新途径。佛教文化曾是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根顶梁柱，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载体和纽带。在其本身价值重新受到世人瞩目的今天，佛教界更应责无旁贷地担起“重视文化，拓展弘扬正法新途径”的重任。
　　
　　佛教是智慧的宗教，佛教的研究与弘扬，离不开文化人的参与。我们必须营造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材的氛围，积极鼓励知识分子，尤其是僧界知识分子，着书立说，讲经说法。随着条件的不断成熟，可以为他们创建研究所、图书馆、讲演堂，为他们组织考察团、学术会，甚至设立佛教出版基金、佛教传道奖励基金。协助他们正当合法地运用书刊、录音、录像等媒体，传播佛教文化，促进对外交流。
　　
　　当然，本着佛教正信正行的的原则立场，在研究、弘扬佛教文化的过程中，云端佛学，应严格履行四个反对：①反对一切有违现行政策、法令，有损国家、民族利益的错误言论；②反对把佛法单纯当作一门学术来研究，忽略其信仰、实践的核心成份；③反对片面信从今人考据，如或明或暗地宣扬伤害中国佛教根本的说法，如“大乘非佛说”；④反对以法谤法，自赞毁他。
　　
　　3、扩大办学，培养名副其实新僧材。本世纪初叶，我国的佛教僧校从无到有，并很快涌现出像汉藏教理院、闽南佛学院、观宗弘法社等一批师资优良、桃李芬芳的名牌院校，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佛教的良性发展。
　　
　　十年浩劫虽然早已过去，但对佛教界造成的人材断层，却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填补，并深深地制约着现代佛教的顺利复苏。在新形势下，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之一，就是“有计划地培养年轻一代的爱国宗教职业人员”。只有扩大办学，才能续佛慧命，除此别无选择。但对缺乏师资、缺乏设备的地区，宁缺勿滥，不搞遍地开花。
　　
　　为了实现“为教求贤”的目的，我们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的同时，不能忘却对基础建设的投入，尽快结束“三级”佛学院没有教学大纲，没有统编教材的历史。积极倡导“学院生活丛林化”，培养既能讲能写，又愿干愿修，“道念第一，学问第二”的合格学僧。对个别学僧毕业后的自甘堕落行为，也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办学的主流，丧失办学的信念。只要在数以百计的毕业僧中能出一位像印光、太虚那样的高僧，就足以证明办学是成功的。
　　
　　4、发扬六度精神，不断改善僧俗福利条件。中国是北传大乘佛教的发祥地。发扬中国佛教的特色，离不开对大乘六度精神的发扬。所谓布施对治悭贪，持戒对治恶业，忍辱对治嗔恚，精进对治懈怠，禅定对治妄想，智慧对冶愚痴，通过针对性的踏实锻炼，最终达到“慧风扫荡障云尽，心月孤圆朗中天”。这是佛门祖祖辈辈所追求的崇高理想，我们自然也不例外。
　　
　　六度的发扬，需要信仰，需要理念，更需要代价的付出。仅以“布施”为例，多少年来，一些人热衷于信徒在寺院“广行布施，广种福田”。但他们在平时有没有“行布施”?父母师长的“敬田”，孤苦病困的“悲田”，该不该种？我想，只有“社会支持佛教，佛教回报社会”，才是合乎六度精神的良性循环。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宗教界，都无不把“慈善公益事业”看成是宗教事业的一部份。去年，我们在自身经济并不十分宽裕的情况下，在国内名山道场中率先发起兴建现代化“普济医院”，也说明了我们“回报社会”的信念又一次转化成了行动。
　　
　　此外，每当我们要求僧众“爱寺如家”的时候，我们这些寺院的上层领导则应该想一想：有没有真正把“寺”建设得像一个“家”了？在寺院经济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僧众的住宿条件有没有得到改进？膳食有没有得到改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有没有得到落实？执事与清众间在待遇上、感情上的距离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这些，都属“布施”的范畴，必须努力做好。
　　
　　5、抵制浊流，维护清净佛教新面貌。佛教是千千万万佛子的信仰所宗，寄托所在，本该是清净的，容不得半点混浊的东西。遗憾的是，当前有些人在金钱欲的引诱下，“敢想敢干”，不惜把浊流引向佛门。表现之一，无视宗教政策，恶意伤害佛教的尊严与信徒感情，胡编瞎造故事，散布不实之词。之二，非宗教人士发起宗教活动，建寺造佛，所谓是“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反客为主，搞得不伦不类。之三，某些部门或个人利欲薰心，与僧争庙，与寺争利，盯住“唐僧肉”不放。之四，部份青年僧人，不是悉心学佛，为教争光，而是追逐名利，企图把僧团引向歧途。之五，一些小寺院广招“游僧”，滥赶经忏，不顾仪规，只图挣钱……。凡此种种，内忧外患，不胜枚举。如果我们熟视无睹，不据理力争，岂不就是对浊流的纵容和对信仰的背叛！
　　
　　好在我们的社会，正向着法制化的社会迈进。只要我们爱憎分明，方法得当，中国佛教的清净面貌，必将得到有力的维护。
　　
　　6、团结务实，完善丛林秩序机制。佛教工作能否在今后健康有序地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部的团结与机制的完善。常言道“家和万事兴”。当前在我们一些寺院出现的拉山头、结派系、任人唯亲、赏罚不公的苗头，都是破坏团结的祸根，应严肃对待。要坚持僧团应有的“六和精神”，做到身和同居，口和无诤，意和同悦，身心安定，相见欢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扎实工作，扎实学修，形成团结务实的良好局面。
　　
　　丛林制度经受了一千多年风风雨雨的考验，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完善和提高。百丈禅师《丛林要则二十条》，今天读来仍是字字珠玑，掷地有声！丛林制度是中国古来大德们的心血结晶，是中国佛教制度史上的丰碑。时至今日，形式或可商榷，精神不容变更。我认为，丛林制度中的两序制度、请职制度、课诵制度、钟板制度、礼仪制度等，都是佛教的优良传统，佛教组织赖以生存的瑰宝，值得后人去珍惜，去传承。在国务院颁布的《宗教活动管理条例》和中国佛教协会颁布的《汉传佛教寺院共住规约》的原则精神指导下，充分吸取丛林传统制度的精华，结合现代管理经验和各地实际情况，就一定能建立和健全新的佛教丛林机制，从而收到“常住兴隆，海众安和”的理想效果。
　　
　　新中国的佛教事业，是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事业，是一个自我完善、综合发展的漫长旅程。历史告诉我们，国家的繁荣稳定，与佛教的兴盛发达，有着许多必然的联系。让我们在“建设祖国，建设佛教”的积极愉快工作过程中，和各兄弟宗教界一道，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