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老舍对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代价都做了从头审阅。正如他在《大地龙蛇》序中所说：“在抗战中，我们熟悉了固有文化的力气，可也望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对比之下，老舍在抗战时期对释教更为偏幸。纵观他在本时期的文艺主张和作品创作中，始终都贯穿着中华民族通过“涅槃”而得到新生的释教文化头脑。

　　1939年7月尾，老舍以中华世界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身份，随世界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河南洛阳劳军。其间，曾游白马寺，并作旧体诗一首。诗云：“中州原善土，云端佛学，白马驮经来。野鹤闻初磬，明霞照古台。疏钟群冢寂，一梦万莲开。劫乱今犹昔，焚香悟佛哀。”在抗日狼烟燃遍中华大地之时，老舍看到了释教圣地白马寺，使老舍兴奋万分。他在《剑北篇》中写道：“白马寺还在人世，白马寺万岁！”老舍对释教的赞扬之情，由此可见一斑。10月前后，老舍随慰劳团至青海、甘肃一带劳军，其间也参拜了一些释教寺院。”深深扎根于老舍潜意识之中的释教文化头脑，这时好像又一次获得了清醒的机遇。

　　1940年9月4日，老舍应重庆缙云寺释教友人之约前往旅行汉藏教理院，并作了一次讲演。个中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就得念屈原的《离骚》，研究英国文学的就得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也是一样，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却分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地狱的境况，形貌其地狱的惨状，这大概他是受了东方文化——释教的影响”，“这种头脑，颇与释教的划一头脑相相符”。“佛陀汇报我们，人不可是这个‘肉体’的对象，除了‘肉体’尚有‘魂灵’的存在，既有光亮的可求，也有暗中的可骇。这种说‘魂灵’的存在，最易引发人们的亲信，尤其在中国这个开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粉碎同一的事变，这更必要释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的不本生理。”他但愿“富于捐躯精力”的释教僧人们，“发心去做魂灵的文学底事变，救救这没有了‘魂灵’的中国民气”。应该说，老舍所作的这篇有关释教文化的闻名讲演，对我们本日来切磋老舍的佛学涵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1年夏，老舍应邀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讲学。其间，他碰着了“能干佛学”的汤用彤老老师，于是“偷偷地读他的《晋魏六朝释教史》，获益匪浅。”不久，老舍在《大地龙蛇》的创作中，写了一位虔敬的释教徒——赵老太太。脚本说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袭。子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经愈切”。她的儿子劝她说：“此刻已是雾季了，不会再有空袭，何须还这么念经呢？”她却不苟言笑地答复：“佛是要每天念的！祸惠临头再念经，佛爷才不管你的闲事！这三年多了，咱们的屋子没教日本鬼子给炸平了，还不都是菩萨的保佑？”另一位西藏高僧罗桑旺赞也说：“佛的光亮，佛的伶俐，祝福我们胜利的部队！”

　　从此，老舍对释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索，我们从长篇小说《火化》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明地看出这种思索的轨迹来。《火化》这部作品取名的自己，就包括着中华民族在“涅槃”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为我们写出了一系列释教徒及其受佛理作用的人物形象。个中，最突出的释教徒当属明月僧人。是他，在沦亡的北平僵持着抗日勾当，并影响和连合了一大批抗日起劲分子——个中也包罗钱默吟。请听一听钱默吟的自白吧：“固然我不接管他的信奉，然则我几多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没落战役。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只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冲击穷兵黩武，好建树未来的僻静。”“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长生；我呢是从抗战报仇走到成立僻静——假使人类的最终的目标是息事宁人的，快快活活的在世，我想，我也会获得长生！”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颠末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老舍对释教也已经发生了很多新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