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后主李煜用他的词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重的悲剧气氛，同时也为本身编造了一个苦苦寻求魂灵的精力天下。因而每阅读一遍李煜的词，都禁不住让我想起了宗教(思量到五代十国释教昌盛的缘故，本文首要从释教的角度来切磋和阐述)。
　　
　　简直，犹如衰亡和恋爱题材一样，宗教也是文学创作中永恒的主题。可是文学和宗教的接洽，却远远不止于在内容上选取宗教题材，而在于一种深刻的内涵契合。正是在对人类、对宇宙的终极关怀上，在切磋生命的永恒与自由时，文学艺术与宗教找到了配合点。本文所接头的李煜与释教的不解之缘以及李煜词的释教色彩，即是一种真诚地面临本身的魂灵，执着于试探生命的永恒与自由的人生立场。也正是因为这种立场，使得李煜词在中国古代诗词中享有奇异的代价。
　　
　　本文首要从悲剧人生、释教人生和文学创作三大方面临李煜与释教的不解之缘举办切磋和阐述。
　　
　　一、悲剧人生
　　
　　悲痛秋月与春花，独自凭栏度岁华。
　　便作词人秦柳上，怎样偏属帝王家
　　　　　　　　　　　　　——谭莹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南唐后主，生于南唐升元元年（公元937）夏历七月初七，卒于宋平静兴国三年（公元978）七夕，享年42岁。在他短暂的生平中，其人生遭遇经验了由王子、君王到臣虏的庞大反差。他享受过人生尊繁华贵的极至，也经验了悲伤惨痛的顶点。
　　
　　李煜做天子，自己就是一个汗青的误会。他是中主李王景的第六子，按常理，轮不到他做天子。他又生就一副帝王之相，为此颇遭长兄的嫌疑。为逃难事，他隐居于庐山，钟情于天然适意的山林糊口，羡慕邀游于“一棹东风一叶舟”、“万顷波中得自由”的无拘无束天地。可李煜偏偏做了天子。他23岁那年，太子弘冀归天，几位兄长也相继因病早卒，云端佛学，李煜天然担任了王位。假如说李煜不想当天子，那也不大切合汗青究竟。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奇异的社会文化配景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全国”的儒家入世抱负始终是文人士医生的人生方针。李煜作为一位饱读圣贤书的文人，天然不会破例。但李煜又是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并且过早地目击和亲历了帝王家为权利而睁开的嫌疑、争夺和仇杀，更况且其时的南唐已处于间不容发的末季，李煜深深大白这样一位浊世弱主欠好当也当欠好。因此，多愁善感的艺术家与崇尚权谋的政治家之间，盼愿自由的纯情的艺术天才与苟延残喘的末代国君之间，形成了极大的抵牾，也为他的人生诸方面带来了困扰。
　　
　　李煜的糊口是二元的，他一方面享受着荣华繁华，另一方面又经验着世事的沧桑忧患。难过苦恨的身心体验险些陪伴了他的生平，一旦践登帝位，不只隐逸自在的糊口成为泡影，还得背负极重的有国者之忧，遭遇与酷爱之人的生离死别，出格是当他沦为阶下囚后，糊口一下子把他由“天国”抛到了“地狱”。各种残忍的实际最终导致了李煜的人生悲剧。而这悲剧刚好为他与佛结缘及文学创作奠基了基调。
　　
　　试想一下吧，当一小我私人遭受了太多的疾苦而无法在实际中获得排解的时辰，他会怎么做？不错，他就会转向精力层面寻求自我脱节。此时，宗教的力气每每出格具有吸引力。五代十国时期，南边诸国释教流行，刚好为李煜从精力层面上寻求脱节带来了契机。以是李煜与释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本身的释教路程。
　　
　　二、释教人生
　　
　　可以说，李煜是唐五代最精巧的一位帝王词人，同时又是一个极虔敬的释教信徒。他从年少期间起，就糊口在一个信仰释教的帝王之家，深受释教的陶冶和浸润，释教对其人生头脑和文学创作也因此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和浸染。本
　　
　　文首要从以下三点对李煜的释教人生举办阐述。
　　
　　（一）名号中的释教意味
　　
　　南唐后主李煜的信佛佞佛，起首从他的名号中即可获得光鲜的体认。
　　
　　李煜，初名从嘉，字重光，有钟山隐士、钟峰隐者、钟峰白莲居士等号。这些名号既见于史书的记实之中，也留存于后主的丹青题壁之上。
　　
　　名号固然只是一个标记，但个中所隐含的文化意味却是不容忽视的。从以上名号中，我们不难窥见李后主的厌世生理及个中所折射的释教头脑。以“隐士”、“隐者”为号，声名他憧憬隐士的糊口，透暴露他对实际的厌倦情感。至于“居士”之号，首要有两种寄义：夜娓处士，古代对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的称号；一为释教名词，意译为“家主”。李后主以“居士”为号，首要取释教之义，这从他号“白莲居士”、“莲峰居士”即可看出。白莲、莲峰，指代释教中的莲社、莲宗。可见，李后主号“白莲居士”、“莲峰居士”，乃是自觉以释教信徒而自居的。
　　
　　（二）信佛的家属
　　
　　李煜出生于一个酷好浮屠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昪、中主李璟皆崇奉释教，这对李煜的释教信奉也就发生了深远而凶猛的影响。
　　
　　据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实：“僧休复，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纳戒，烈祖创清冷道场，延居之。”可见李昪于开国后，在制作佛寺、招延僧侣、写经译经、推广释教诸方面都支付了较大的精神和物力。
　　
　　中主李璟也担任了其父的释教信奉。据《十国春秋》卷33《南唐列传》记实：“僧文益，余杭鲁氏子也。……元宗重其人，延住报恩院，赐号净慧禅师。保大末，政乱国危，上下不觉得意，文益因观牡丹，献偈以讽曰：‘发从今天白，花是客岁红。何必待寥落，然后知始空!’元宗颇悟其意。交泰元年得疾，元宗亲加礼问。”
　　
　　（三）沦落于礼佛的天子
　　
　　在传统头脑文化以儒家为正统，并异常重视表现人生和社会责任的中国社会里，出家离世本就不易办到，对付受儒家浸淫甚深并拥有非凡身份的李煜来说，那种丢弃社会、家属的头脑举动更是不行假想的，而居士释教的存在则为李煜的释教信奉开了利便之门。
　　
　　李煜的奉佛设施在各史书及诸多释教文籍中均有记实，譬喻：
　　
　　“后主资质纯孝，……然酷好浮屠，崇塔庙，度僧尼不计其数。罢朝辄造佛屋，换衣跪拜，以故颇废政事。”(陆游《南唐书》卷三)
　　
　　“(后主)宫中造佛寺十余，出余钱募民及道为僧。国都至万僧。……”(陆游《南唐书》卷十八、马令《南唐书》卷三十六有相干记实)
　　
　　就所得资料统计，李煜的奉佛勾当归纳起来首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第一，为暗示对释教的支持，在首都表里敕建了很多寺庙，又于寺内广造佛像，出金募民为僧；第二，为宣传佛法，多次延请各方高僧于宫中、寺院讲法并想法会、斋会；第三，依靠其非凡职位，与清冷文益禅师法嗣——清冷泰钦法禅师、钟山章义院道钦禅师、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匡逸禅师、净德院志筠达观禅师等成立起亲近相关，给以优厚的报酬。
　　
　　固然李煜在释教头脑方面并不见有何确立，也没有关于佛学看法的专门著述传播于世，但他简直曾积极标榜本身对释教的真诚信奉，并在各类场所下起劲予以倡导，事实是一名深具影响的护法居士。他对释教的孝顺无疑首要齐集于经济支持方面，也因为他身居帝位，上行下效，其奉佛言行一定会在意识形态上对南唐社会带来庞大影响。
　　
　　李煜之以是云云信佛佞佛，究其缘故起因，一则是出于家庭的影响，二则是因为国是的衰危，三则是由于小我私人性格和经验的缘故。李煜生性儒雅脆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机诈，其父辈们因争权夺利而彼此蹂躏糟踏的情况令他对政治颇为厌烦，而糊口中爱妻的早逝、幼子的天折、兄弟的疏散等等，也给他带来一次又一次的感情冲击，使他凶猛地感觉到不行停止的“人生愁恨”，这也是促使他信仰释教以求脱节的一个重要的缘故起因。
　　
　　三、文学创作
　　
　　悲剧的人生促使了李煜的释教信奉，而释教头脑又反过来对其人生与创作带来了影响。
　　
　　作为一位浊世弱主，李煜担负着极重的亡国者之忧；作为一名天才的艺术家，他不绝思考着人生的狐疑与脱节的途径；作为一位职位尊荣至极的帝王，他不能也不想放弃面前的繁华荣华；作为一名忠实的释教信徒，他也就不知不觉地将其教义贯彻到其人生与创作实践中去了。在李煜的词中，我们很轻易读出作者心中那伟大的神色和对本身、对人生的深刻思索。
　　
　　（一）对本身魂灵的怨恨
　　
　　李后主用他的词，向众人展示了他那深层的灾祸，然而在这深层的灾祸之中，饱含了一种极为浓重的悲剧气氛和怨恨意识。他用本身的血泪之作，对本身的魂灵举办了深深的怨恨。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是很少见的。
　　
　　中国古代文人也喜好吟咏前贤，在汗青的反思中探求本身的人生位置，但每每只是借此排解本身心中的恼怒和不满。“古来圣贤皆寥寂”，圣贤寥寂，“我”也寥寂，于是心中的忧患与不满也获得了宽慰。然而，在浩瀚的古代墨客之中，我认为李煜是一个破例。因为他那非凡的经验，因为他那赤子的心灵，因为他那大起大落的庞大的糊口落差，他的词，泛起出与众差异的脸孔。要么，满身心地去拥抱欢悦，阴谋探求抱负中那一片平定而又安静的精力故里；要么，时时拷问着本身的魂灵，用他深层的灾祸对人生睁开一番彻底的追究。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江山。凤阁龙楼连宵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兵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急促辞庙日，教坊犹奏划分歌。垂泪对宫娥。
　　
　　这是李煜亡国之后的反思之作《破阵子》，不只展示了后主亡国之时的悲苦情怀，并且追悔了本身昔时的空隙糊口，饱含着一种沉痛的懊悔之情。此时李后主以沉痛的神色，追悔自过去日的糊口，为什么其时的“我”就不能想到会有战役这回事呢?“几曾识兵戈”，这一短短的五字句，饱含了他心中几多深层的懊悔和懊恼。然则悔又何用？恨又怎样？到现在也只能无奈地在这令人揪心的短歌声中“急促辞庙”“泪对宫娥”。
　　
　　虽然，李后主那深深的怨恨之情，不只仅示意在对故里陷落的懊悔之上，还示意在很多方面，如对世事的反省和对人生的自责。
　　
　　李煜就是这样，真诚地面临本身的魂灵，在展示本身灾祸的同时，对本身的魂灵举办了深层的反省，他没有掩盖什么，真诚地把本身心中的泪水、自责和那份深深的怨恨，毫无保存地吐露给众人看。这与释教要求人们对本身的魂灵作深层的反省有何差别?而在中国浩瀚的墨客中，除了李后主，尚有谁可以或许真正去面临本身的魂灵?
　　
　　（二）对运气人生的存眷与试探
　　
　　作为悲剧人物的李煜，在经验了极盛之荣与绝悲之辱之后，失去了糊口的自由，生命遭抑制、围困，歼灭的疾苦时时吞噬他的生命，他的魂灵倍受煎熬，他在绝望中苦苦地挣扎。那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抚今思昔的无限懊悔，身陷囹圄的忧惧，蒙受玩弄的屈辱，忍辱负重的苦楚，以及在疾苦绝望中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思索、对前程的苍茫，使得他在词中几回回望故土，环思宇内，力求找到一份人生的谜底。
　　
　　春花秋月何时了，旧事知几多？小楼昨夜又春风，祖国不堪回顾月明中。
　　栏杆玉砌应犹在，只是红颜改。问君能有几何愁，好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李煜的一首名作《虞佳丽》，也是他的绝命之词。词中的李煜，因为南唐的亡国，由一国之主跌落为囚徒。他失去了欢悦，失去了尊严，失去了自由，乃至失去了保留的安详感。他对人生已经绝望，于是对那原来柔美的“春花秋月”也发生了厌烦，厌烦它的无限无尽。这是一种奈何的忧闷呢？他盼愿安宁永恒的糊口而偏偏不能，这是为什么呢？他奈何也弄不大白。于是，他质问那岁岁如是的春花秋月要到何时才气遏制告终。他时时都在思索着：人生为什么这样幻化无常？生命为什么这样短暂而又无法掌握？然而他却无法获得答复。这些疑问，这些悲愁和哀怨时时困扰着他，使得他不堪重负，只得在那月明星稀的夜晚，独倚小楼，向那沉寂悲愤地喊出了“问君能有几何愁，好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深沉慨叹。就这样，李煜在对故土的几回回望中，环思宇内，对生命睁开思索，对人生睁开试探，孜孜以求，悲苦而又执着。
　　
　　由此可见，词人颠末灾祸的感染，小我私人之愁已升华为人生之愁。他在辗转反侧的挣扎中俯仰天地，纵观古今。那漫漫无际的忧闷和苦恨汇成了他精力上一道解不开的结，同时也成了他灵感滔滔而来的源头。在萦绕着旧事烟尘的苍凉凄婉的哀歌中，他的精力情结升华成广泛的情结，他的疾苦沉淀成人生的疾苦，他的难过转化成生命的难过，从而表现出对人生歼灭的挽歌式的情调，并形成了一种存眷宇宙人生的广泛悲苦情怀。在李煜词中，时不时都示意出他对生命的思考，对人生的试探，为什么柔美的生命总会受到无情的糟蹋歼灭而显得那样的短暂？他热烈渴求生命的永恒与存在，这一点与释教追求人生的永恒也有着沟通之处。
　　
　　（三）对精力故里的寻觅与追求
　　
　　为什么李煜的词给我们留下的是这样一位“满鬃清霜残雪思难任”的末代帝王形象？是一位云云孤傲寥寂的精力流离者？为什么充斥于李煜词中的是这样一种极为浓重的悲剧气氛？他毕竟有着一种奈何的人生重负？
　　
　　着实，李煜从一开始就走着一条不服路。李煜从身为皇子遭人忌恨，到身为天子被人欺负，他依然没有政治和人身的自由，乃至没有保留的安详感，伤恨、哀愁、无奈的情感塞满了他的肺腑。而他那纤弱敏感的神经又使他比别人感觉更快，体验也更深。经常是一叶落而悲秋，见飞花便伤春，寒砧阵阵催他失眠，垂柳依依引他相思，老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再因那离愁别恨的困扰，内忧外祸的冲击，国破家亡的痛苦，使他常悲盛筵不常，叹人生短暂。因此在这样极重的人生重压下，他老是愁恨满怀却又无以排解，他盼愿获得欢悦，他盼愿获得平定。
　　
　　因而阅读李煜的词，我极为凶猛地感受到在那深深的悲愁后头，在那颗纷扰不安的魂灵之下，李后主有一种凶猛的内涵需求：但愿在纷纭陆离、变革万端的短暂人生和冥冥的大天然之中，探求到一块永恒的绿洲，以便成立起本身的精力故里，让流落流离的心灵有一个真正的归宿。是的，人必要归宿，必要一种请托，由于这种请托可觉得人们表明那些无法表明的统统。而这个请托，就是释教，就是作为人的精力形态和生命依托的释教。李煜就是这样，不绝地追怀旧事，感情在不绝地挣扎；他也不绝地反省人生，反省本身，神色抵牾抑塞。也正是因为他的怨恨和反省，以及对人生的彻底的追究，对自身存在的存眷与自救，才使得他的词弥漫着一种浓重的悲剧气氛，也使得他在那深层的灾祸中不绝地拷打着本身的魂灵。尽量李后主的灾祸有着本身不行推脱的责任，但在他的灾祸中却浮现了人类为寻求魂灵而睁开的上下求索，这种灾祸是与作为生命形态和精力征象的释教同在的灾祸，因而出格提出来加以阐述。
　　
　　作为一名虔敬的释教徒，李煜是悲天悯人的。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着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
　　“深院静，小庭空，断续寒砧断续风。无奈夜长人不寐，数声和月到帘栊！”(《捣练子》)
　　“林花谢了春红，太仓皇。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发展恨水长东！”(《乌夜啼》)
　　
　　这些词表达的毫不只仅是一己的忧闷与懊悔，而是一种由自身凄切遭遇泛化而来的对天然和人类运气的悲悯与思考。读李煜词，我们会发明，词中老是布满了一种尘寰的灾祸气味。这不只是李煜悲剧生平的反应，个中还渗出着他对释教“苦谛”的领略，道出了他对人类保留状态的熟悉。
　　
　　佛祖释迦牟尼以为，生命的存在就是苦，以是人生一开始就浸泡在苦海里。人生之苦有八，生苦，死苦，病苦，老苦，怨憎会苦，受划分苦，求不得苦，五蕴炽盛苦。李煜生平可谓八苦遍尝，苦不堪言。云云人生，云云教义，配合促成了李煜对佛家所说的人类保留状态的认同——有生即苦。
　　
　　纵观李煜留下的30余首小词，除艳情一类，别的触目处满眼是愁苦字眼，随处是疾苦的呻吟。“留连景物惜红颜，薄暮独倚栏。”(《阮郎归路春风吹水日衔山》)此伤怀之作道出了与亲人生离死别之苦。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破阵子路四十年来故里》)则表达了老冉冉之将至的无奈及浓烈的生命忧患意识。而“自是人发展恨水长东。”(《相见欢路林花谢了春红》)“问君能有几何愁？好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佳丽》)等写愁名句，更是形象隧道出了人生愁恨之无限之深广。春天，他低吟“春景镇在人空老，新愁往恨何穷”的无奈；秋天，他细味“起坐不能平”的纳闷。正是云云，无论在贵为帝王照旧在沦为阶下囚时，词人都以其作品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极为浓重的悲剧气氛，详细而真切地表达了佛家“有生即苦”的头脑。
　　
　　多愁善感的人生天分，绝不掩盖的任情个性，对自由平定的盼愿，对政治的惊骇与厌烦，这统统使李煜无法挣脱，也使他对人生疾苦有着较凡人更为深切的领会，因而其词经常由对一身一己出身的悲伤扩展升华为对整小我私人生的悲悯乃至是对人类保留逆境的忧患，而李煜也为本身找到了一条精力脱节之路，在佛法中使本身获得心灵上的宽慰和人生上的顿悟，而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太晚太累。
　　
　　李煜作为一个生于宫廷、长于宫廷的帝王并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但他深刻而凄切的人生遭遇和敏锐的艺术家悟性，足以使他成为一位旷世词人。他的词从释教教义出发，逾越了一己一身的伤心，执著于人类保留状态和意义的存眷与试探，使之具有了逾越时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