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989——1052）考取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开始实现他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

　　范公一生的历史成就涵盖政治、军事、文学和教育等多个方面。

　　在政治上，他出任泰州时，征调民众4万多人，修筑横跨通、泰、楚三州，全长200华里的海防堤，造福于一方百姓，后人称之为“范公堤”。因为感激于范公的恩德，当地许多百姓都改姓了“范”。

　　他还针对当时朝廷内忧外患的现状，上书仁宗皇帝，力推新政，主张澄清吏治、改革科举、整修武备、减免徭役、发展农业生产等。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便焕然一新，史称“庆历新政”。

　　在军事方面，康定元年（1040年），范公奉调西北前线，担任边防主帅。他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

　　在文学方面，他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他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散文创作上，他的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陈述时政，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他在《灵乌赋》一文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句，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典范。他的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成为千古名句。

　　在文化教育方面，范公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把“兴学”当作培养人才、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在庆历年间主政时，他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完善教育系统，加强学堂管理。各地也奉诏建学，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谓“盛美之事”。

　　范公的淳淳厚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荫庇着后世子孙。他的四个儿子都官高爵显。特别是次子范纯仁做到了宰相之位，且有乃父遗风。千百年来，范公的后人昌盛无比，贤良辈出。自北宋至清末，范家共出了七十二位宰相。

　　和历代文人士大夫一样，范公与佛教也有着甚深渊源。

　　范公的母亲笃信佛法，长斋绣佛达20年之久。年少时，他曾拜高僧为师，发愤苦读于醴泉寺。母亲和高僧的言传身教，寺院中那晨钟暮鼓、诵经念佛之声，自然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佛法上的熏陶。

　　范公一生为官所到之处，必定造寺度僧，兴崇三宝。他与佛门高僧交往极多，仅见于诗文中的就有早年结识的释文光和广宣大师，还有琴中知音真上人、越僧长吉、吴僧真、元二上人等不下十人。他曾问道于琅玡慧觉禅师，且有偈赠予禅师，偈曰：“连朝共话释疑团，岂谓浮生半日闲。直欲与师闲到老，尽取识性入玄关。”

　　范公在母亲去世后，恭请出家法师为母亲诵经超度，虔诚所致，竟然感得观世音菩萨化身出家人，为其母亲念诵《金刚经》半部。

　　范公屡次作文表赞佛门高德。仁宗皇祐元年，天竺山日观庵善升禅师入寂，先生为其撰写塔记，表彰德行。

　　范公还曾将自己的房舍捐献出来，改建成太平寺，云端佛学，延请浮山法远禅师住持。禅师入寂后，范公为其撰写碑铭。在碑铭中，范公赞道：

　　呜呼远公，释子之雄。禅林甘泽，法海真龙。寿龄有限，慧命无穷。寒岩脊骨，千载清风。

　　不独如是，范公与佛教净土宗更有着殊胜的因缘。据清朝佛教著作《角虎集》记载：

　　时有宗道者，见雪窦后，超放自如。后忽自检居寿春，不出。常口念弥陀，以扫帚自净其居。公往见之……问曰：“如何是西来之意？”宗曰：“云开山月露，雨过竹风凉。”又问：“终日念佛，当过什么？”宗举扫帚作舞势。公豁然领旨，常修净业，以养圣胎。

　　“以养圣胎”即是求生净土、存养莲胎之意。由此可知，范公在当时的一位名为宗道的法师开示指引下，常修净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这位法师的引导方式颇具禅宗的风范，由于高僧善于洞鉴行者善根与时节，加之巧摄妙引，悟力超凡的范仲淹终由单纯参禅转入“终日念佛”的修行路径。

　　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范公走完了他63载的光辉一生。

　　《角虎集》中记载，临终之日，范仲淹对家人说道：“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由此可知，范公临终前便预知时至，梦见西方妙境界相，且知自己定当蒙阿弥陀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范公去世之日，“四方闻者，皆为叹息”。民间各地建立祠堂，画像供奉。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如丧考妣，悲泣哀号。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一句悲悯宏大、仁慈爱物的名言金句感动了历史上一代又一代人，这位“后天下乐”的仁者因为念佛，早早先于我们到极乐世界永享真实究竟的安乐去了，料想范公也定在西方日日心忧我等娑婆旧亲们——众生何事不思来？

　　摘自《净土宗》2016年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