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ward Conze 一方面认定大乘佛教起源于南印度， 另一方面也针对 Lamotte  援用的典据反驳其印度西北边境起源说。 在 Conze 看来，Lamotte 的偏差在把指涉大乘佛教弘化期的实例当成大乘佛教起源期的确证。Conze 略带幽默 地说，“该区〔印度西北边境〕容或可看成大乘佛教运动的‘堡垒与家园’，但不必然是其‘摇篮’” (1978, p.4)。简言之， Conze 认为 Lamotte 有关大乘佛教之兴起的绝大部份论断，充其量仅适用于大乘佛教运动较后来的发展样态。具体地说，Conze 断定整个〈萨陀波伦菩萨品〉“乃后出的因缘谭 (avadaana)， 是在《八千颂般若经》的众多学说相当明确得到定型表述好几个世纪之后，才被添加进去的”(1978,p.4)。为了支持此一断言，在其〈《八千颂般若经》的形成〉  (The Composition  of the A.s.tasaahasrikaa Praj~naapaaramitaa,1952, 特别是 pp.251-253) 以及《般若波罗蜜多文献》 (The Praj~naapaaramitaa Literature,1978, pp. 49-50)，Conze 极力主张〈萨陀波伦菩萨品〉乃属《八千颂般若经》的后加部分，因此不可据以论断大乘佛教的起源地。大致说来，Conze 在这儿采用的方法主要有二种，一是就〈萨陀波伦菩萨品〉与其它相关的文典加以比较，另一是诉诸他个人的一项假定，也就是大乘佛教由形上时期进展到神化时期这样的一项假定。接着分述如下。

    为了判定〈萨陀波伦菩萨品〉是否为《八千颂般若经》所原出，Conze 特地拿《八千颂般若经》与《佛说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  (T.229, 法贤 (Dharmabhadra) 译于公元 980 年 ) 的梵文本 Praj~naapaaramitaa-ratna-gu.na-sa.mcaya-gaathaa( 聚集般若波罗蜜多宝德偈； verse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precious  qualities  of the Perfection of Wisdom;  以下简称《宝德偈》 ) 就二部文典章节的异同做了一番比较。由于有关萨陀波伦菩萨的求法历程不见于《宝德偈》，Conze 便认定〈萨陀波伦菩萨品〉并非《八千颂般若经》所原出。然而，《八千颂般若经》与《宝德偈》的关系究竟为何，学界至今仍面对一团迷雾，无从绝然断定仅含  302 句颂文的《宝德偈》是否自成一格的文典、为《八千颂般若经》的摘录 (abridgement)、或为其概要 (summary)。(9) 在这种情况下，冒然将〈萨陀波伦菩萨品〉的原出性置基于此二文典的比对，其有效性便特别可疑。在这二部文典──包括其各个不同的版本──之间的关系得以确实厘清之前，光是根据此二文典章节上的出入进而论辩其中某部分或为原出或为添加，不仅其结论建立在极脆弱的基础上，亦可能造成严重误导。尤有甚者，《宝德偈》真正的原本很可能早已佚失，而其所有现存的版本皆晚于公元第八世纪。吾人且有充份证据显示，《宝德偈》绝大部分现存的版本皆直接或间接受到活跃于公元第八世纪的狮子贤(Haribhadra) 的改订， 而此点亦为 Conze 所承认。 (10) 因此，使用像现存的《宝德偈》版本这么晚近且其原貌亦不甚明朗的文典来判定〈萨陀波伦菩萨品〉的原出性，在取材以及后续的方法学上，都显得很不恰当。 Conze 在辩称〈萨陀波伦菩萨品〉属于《八千颂般若经》的添加部分的同时，还诉诸他个人对般若波罗蜜多文献发展情形的一项先入为主的看法。具体言之，他一味认定：“在根源上， 般若波罗蜜多文献的开创动力是形而上的。 ”(11) 因此， 在他看来，般若波罗蜜多文献当中凡属所谓神话的篇章段落， 特别是与不动如来(TathaagataAk.sobhya) 或萨陀波伦菩萨等有关联者， 都是后来添加进去的。然而在处理般若波罗蜜多文献的历史发展与典籍演变时，运用如此简化且欠缺证据支持的解释模型，其所显示毋宁是 Conze 个人一厢情愿的成见。(12)除了上述短缺，Conze 的论点亦因他个人不谙汉译佛典而略失偏颇。 (13) 有关萨陀波伦菩萨求法历程的叙述，早在公元 179 年首度见于支娄迦谶  (Lokak.sema) 就《八千颂般若经》所译成的《道行般若经》 (T.224)，随后还陆续出现在一些汉译与其它语言版本的般若经典中。Lewis Lancaster 详细比对相关的译本与版本后，做了如下的观察：“〔萨陀波伦菩萨的〕故事就其记载在早期汉译本中的情形来看，不论是着眼于一般情节的铺陈或是突兀事件的构绘，都远远胜过现存的梵文本与其它较后来的版本。 ” (14)不仅此也，《道行般若经》尚有不少段落，例如有关“作佛形像”的对论，(15)其记 述显然较后来的译本或版本更详细，或甚至整个段落为若干较后来的译本或版本所欠缺。 (16) 这当然无法就此证明〈萨陀波伦菩萨品〉──或《道行般若经》中所录比后来的译本或版本较详细的部分──必定属于般若波罗蜜多文献的最古层。但是就本文关切的论题来说，这至少透发二项启示。

    其一， 这对于 Conze 所认定的〈萨陀波伦菩萨品〉“是在《八千颂般若经》的众多学说相当明确得到定型表述好几个世纪之后， 才被添加进去的” (1978, p. 4)，形成极严厉的挑战。其二，这显示出，置于般若经典群的脉络观之，《道行般若经》──特别是其〈萨陀波伦菩萨品〉──的构成所牵连的复杂性，   实在无法用一种直线进展的模式(a linear pattern of development) 予以涵盖解释。 这儿所谓直线进展的模式，也就是以理所当然的样态(axiomatically) 假定整个典籍一味沿着增广 (或沿着减略──但这较为罕见  ) 的方向渐次演变。 不幸的是， 尽管Conze 对般若波罗蜜多文献发展情形的看法在学界一向极具权威，但在根柢上，他的看法，特别是形上时期进展到神化时期这样的一项假定，直接表现的正是一种直线进展的模式，而与《道行般若经》在般若经典群的脉络所显示的上述证据产生严重的抵触。

    总之， Conze 的贡献在于他质疑 Lamotte 印度西北边境起源说的可靠性。 然而，他和 Lamotte 一样，并没有正确认清〈萨陀波伦菩萨品〉实乃无关乎“西北方”或Gandhaara。 在这样的错误认知下，他极力辩驳〈萨陀波伦菩萨品〉的原出性，希望藉此破除〈萨陀波伦菩萨品〉可做为般若波罗蜜多教法乃至大乘佛教在西北方或   Gandhaara 起源的有效凭据。本文上节指出，〈萨陀波伦菩萨品〉无关乎般若波罗蜜多教法乃至大乘佛教之起源；但这并非基于它是后代的添加，而是它内在的经文证据使然。Conze 不仅没有看出此内在证据的切要性，而且他在企图辩驳〈萨陀波伦菩萨品〉的原出性所采用的方法也很不恰当，因此他的这项企图最后并没有成功。饶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辩护自己提
        出的南印度起源说的时候，似乎屡次犯了他用以指控Lamotte 同样的错误，也就是诉诸有后代之嫌的证据来论断大乘佛教的起源地。(17) Conze 的大乘佛教南印度起源说最主要的证据乃汲取自《般若经》。在《般若波罗蜜多文献》(The Praj~naapaaramitaa Literature, 1978, p.2)，他说：《八千颂般若经》  (A x 225) 述及“如来灭度后”，  般若波罗蜜多将“至  (或译为转往  )  南方”(proceed to the South)，并且从该区先流布到西方，接着到北方。打从最开始所有现存的汉译本《般若经》，仅有一个例外，其余一致说到般若波罗蜜多的行程开始于南方或东南方 (began in the South, or South-East)。

    这儿涉及的经文段落所提到的“方向”，虽然其意含可能多所分歧，吾人在这一点上却无周备且前后一贯的现成研究可资建立另类的理解。(18)因此，最可行的办法还是纯依字面来解释这儿提到的方向。特别引人一探其详的是，这儿涉及的经文段落到底以何等方式描述如来灭度之后般若波罗蜜多传散行程上的第一个停靠站。检视现存相关的梵文本，可以说都是用pracari.syati/pracari.syanti( 将至；will proceed; 将流布； will spread) 这样的动词来带出这当中第一个停靠站。 (19) 汉译本《般若经》大都使用“至”或“流布”，表明的意念和梵文本一样，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教法抵达第一个停靠站──东南方或南方──之前，已有其先在的历史。 (20) 这儿涉及的经文段落完全没有说到般若波罗蜜多教法的“起源”。因此，吾人实在难以理解此等经文段落如何可被用以断定般若波罗蜜多教法乃至大乘佛教的起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