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法显和义净法师。前面提到，法显法师于公元399年，以六十五岁高龄发迹长安，涉流沙、逾葱岭，徒步数万里，遍游北印，广参圣迹，学习梵文，抄录经典，历时多年，复泛海至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经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而后返国。时年已八十岁，仍从事佛经翻译。他著有《佛国记》，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义净法师稍晚于玄奘，取道南海去印度求法，经时二十五载，凡历三十余国，寻求律藏，遍礼圣迹。回国后翻译经律五十多部二百多卷，撰有《南海寄归传》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法显、义净和玄奘法师一样，都是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法忘身，冒九死一生的艰险，为求真理而百折不挠，鲁迅称赞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确非过誉。他们为我们伟大民族争得了荣誉，为灿烂的东方文化增添了异彩，为佛教的发扬光大建立了不世出的奇勋。他们是不朽的翻译家、思想家和旅行家，他们对祖国文化的发展和提高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问：除前面所讲的几点之外，历史上曾有许多人从事佛典的翻译弘传，还有哪些著名的代表人物? 答：中国汉语系佛教翻译事业持续了十个世纪二至十一世纪，翻译过来的经律论三藏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著名的本国和外国来的译师不下二百人。除前面提到的诸人之外，如印度的昙无谶、佛驮跋陀罗、菩提流支，巴基斯坦的?那崛多和施护，阿富汗的般若，柬埔寨的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以及斯里兰卡的弘传密教的不空三藏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通过这样多的人持久不懈的辛勤努力，把佛教的声闻乘、性、相、显、密各系统的学说都介绍到中国来，从而形成了中国佛教的巨大宝藏。1954年中国全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会议上，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他的报告中说：“我国的翻译事业，是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我们的先辈在翻译佛经方面所树立严谨的科学翻译方法，及其所达到的卓越成就，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并且奉以为典范”。毫无疑问，中国古代的翻译事业，给灿烂的汉民族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在世界上是无可匹敌的。它是我们足以自豪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但是，我们还必须指出常常容易忽略然而非常重要的另外一面。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个兄弟民族在创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出色的成绩，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番王朝时期，由于文成和金城两公主的下嫁，引进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并创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持松德赞时期，迎请了印度当时最著名的显教学者寂护、莲花戒和密宗大师莲华生等建寺立僧，从事系统的翻译；同时又由沙州和向唐朝请去汉僧传授禅宗，讲经说法；到赤热巴中即巴黎可足或彝泰赞普，815-836在位时，又迎请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学者一起厘定译名，校正旧有译文，补译大量经论。公元十世纪以后西藏开始了佛教后弘期。直到1203年印度超岩寺及各大寺被入侵军破坏，三四百年间印度和西藏两地传法求法的大德往来不断。举其最著名者，如出生于孟加拉的阿底峡尊者982-1053，是印度当时学德最高的大师，于1042年应请至藏，创立迦当派。其学说为后来宗喀巴大师1357-1419所继承，创立了格鲁派即黄教，遍传藏、汉、蒙广大地区。又西藏的玛尔巴曾三度赴印学法，创立了迦举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长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世界知名的西藏圣人弥拉日巴即此派的第二代祖师。其余译经传法的大德难以备举。自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中叶五百年间，西藏译出的三藏经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两藏计算，部数五千九百余种，分量约合三百万颂，约当汉译一万卷。在藏译藏经中重译甚少，故实际内容大大超过汉译藏经。其中尤以空有两宗的论典以及因明、医方、声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经论，数量庞大，为汉译所未有。由于藏文翻译照顾到梵语语法的词尾变化和句法结构，因而极易还原为梵语原文，所以受到现代佛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另外，在清代曾进行满文大藏经的翻译。近代还发现西夏文大藏经以及回鹘文佛经的残卷。还有，我国的傣族文化一向不为人所知，解放后才发现傣族有非常丰富的傣文著作，其中即包含有南传巴利三藏的傣文译本。由此可见，我国各族文字的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极为罕有的巍峨丰碑，其中凝聚了多少世代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劳动，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坚韧精神和伟大气魄，这是我们可引以自豪的无价的精神宝藏。现在我国决定校勘出版《大藏经》作为整理古籍的重要项目之一。这是我们佛教界值得引以为庆的大喜事，云端佛学，也是国际文化学术界所衷心仰望、企盼已久的大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