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团契精神淡漠，凝聚不起必要的资源。我们看文革之后，在同样的政教环境中，基督教经过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以每一个大区为单位，办起了好多所具有相当规模的神学院，比如华东六省一市办起的华东神学院。若看海外境外的佛教，日本有三十几所佛教大学，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有七所佛教大学。而我们仍摆脱不了“宁为鸡头，不为牛尾”的传统心态，“小而不全”的佛学院仍是各自为政、遍地开花，在同一座城市里边，就有好几所佛学院（所）。这样就把我们本来就很有限的资源人为地给分散了。我们凝聚不起足够的资源来建设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佛学院，更不要说大学了。

　　3、教育范围狭窄，学制管理失序。通观现在的佛学教育，除了西园寺的佛学研究所招收居士学员之外，其他佛学院只招出家僧人，而且都是全日制。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中国佛教两千年以来的困境和烦恼，现在都堆集成山，摆在我们面前，但这种自我封闭的教育格局，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捆住了。

　　4、评价权威缺位，未形成吸引人才的环境和机制。由于前面所说的佛教主体软弱，我们现在还缺乏足够的宗教性权威，来对教育成果和人才培养进行考核、评价，所以我们还不得不借助于政治性的权威和学术性的权威，这种做法，又加重了佛教世俗化的进程。缺乏信仰权威的教团，无法形成吸引人才的良性环境，使佛教人才和智力成果不断向教外和境外流动。
　　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呢？我把佛教教育圈的运转，概括为十六字方针：重建主体，改善环境，收缩核心，扩展外延。佛教教育塑造着佛教教团之主体，它同时又受到现存教团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和文化品位之内部环境的制约；佛教教育改善了社会和世俗文化的外部环境，它同时又受制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程度、社会对佛教的理解和容忍度，以及学术界对佛教文化的研究能力和水平。主体的塑造和环境的改善，是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增上的辨证过程。收缩核心，即真正按佛教的规矩和标准办好僧教育，并运用统一教会的权威促成四众弟子对高僧大德的向心力。扩展外延，即按照佛教事业的需要，从信仰层圈出发，向社会层圈和文化层圈拓展，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流教育。依报若不庄严的话，我们的正报是建立不起来的。若我们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不能消除对宗教的无知和偏见的话，佛教教育是搞不起来的。
　　基于以上认识，论文提出在现行办学形式和教学方法上应作重大调整，可概括为四大对策：（一）在教育资源和教育对象上“开源分流”；（二）在办学力量和院校体制上“公私兼顾”；（三）在教学内容和办学形式上“因材施教”；（四）在教学评估和人才使用上“名实相符”。上述方案在十年前已经提出，由于问题没有解决，故仍有重提的必要。我根据现在的情况，重新作了修改和调整，论文太长，不可能在这十五分钟内读完。等一会儿我很乐意回答各位的问题。

　　杨曾文：现在政、教、学三界应如何定位？如何相处？
　　关于现在政、教、学三界的关系，我曾经发表过“制衡论”的理论模型，简称为“三王主义”。即在学术（素王）、政治（人王）、宗教（法王）三极中，存在着相互制衡、取长补短的关系。三王都有存在的必要，目标也就是刚才在开幕式上我所说的，为了社会祥和、人民康乐、世界和平、人类进步。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法不归位，没有形成最稳妥的正三角。
　　关于教外知识分子与佛教的关系，应是一种互为犄角的关系，而不是那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依存关系。我们既不依附于人王，同样也不能依附于法王，我们要有知识分子自己的独立品格。就是说，云端佛学，我们在呼唤宗教主体性的时候，同时也在呼唤着学术的独立、学术的良知。

　　杨笑天：佛教教育如何向社会各界推广？
　　我想我对佛教教育的定义，以及佛教教育圈的理论模型，就是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