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环境报》的“绿地”副刊举办了多次环境文学征文活动，并多次召开作家座谈会，讨论环境文学的创作和发展问题。到1992年初，随着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成立，专门刊载环境文学作品的《绿叶》杂志问世，编委包括冯牧、杨沫、袁鹰、徐迟等著名作家。名誉主编王蒙说，战争和爱情是文学的两个永恒主题，应该再加上环境这个主题。多年来关注环保事业的老作家黄宗英说：“

　　我创作的晚年，就卖给环保了！我专门采访环境问题，我也只写环境作品”。

　　环境意识的觉醒推动小说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探讨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作品，李悦的《漠王》、谌容的《长河》、哲夫的《猎天》系列、郭雪波的《沙狐》系列都是较早出现的反映环境问题长篇小说。此外，有影响的作品还包括陈建功的《放生》、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梁晓声的《猎熊》、中杰英的《猎杀天鹅》、张抗抗的《沙暴》等。

　　尽管环境文学与环境新闻有着严格分野，但二者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前者为后者的起源，无论东西方，在环境发展史的流变中，都有一个“自然写作文学”(Naturewriting)阶段，这个阶段是环境文学的先声，而环境新闻则是环境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中外，熔文学性和新闻性于一炉的报告文学都曾成为环境新闻学的重要载体。其次，环境文学为环境新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丰富的人力资源，许多作家实际承担了新闻记者的角色，比如美国的惠特曼和中国的徐刚。就像《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等作品一样，处在环境大传播视野之内的环境文学在宏观上大大丰富、促进、启发了环境新闻学，它们都是人类危机的报告者。但到了90年代，环境新闻与环境文学开始拉开了距离。环境新闻不仅在现实性和科学性两方面比环境文学有着更高的要求，它还通常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Solution)。比如近几年关于沙尘暴的报道既注重揭示危害，又通过现场考察、专家探讨等形式，分析沙尘暴的成因及对策。Solution是环境新闻需要达到的境界。

　　在第二个10年中，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引导是环境新闻发展的重要特征。1993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与中央14个部委联合组织的大型环保宣传活动“中华环保世纪行”启动。中央各新闻媒体记者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集中起来，根据每年的不同主题，开赴各地，集中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的10年中，全国共有5万(人次)记者参加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报道，发表各类报道15万篇(条)，促使政府及有关部门解决了2万个环境问题，提升了环境报道的地位。该活动迄今已开展了14年，已为社会公众高度认同。此外，国家林业局组织的“聚焦森林”大型采访、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环保主题报道都是政府每年组织的重要活动。

　　这一阶段；环境新闻的理性光辉还表现在记者开始自觉运用媒体的力量，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并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在这方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走在了前面。

　　1994年，汪永晨的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讲述了一所苏北农村小学的师生爱护环境、保护小鸟的故事。节目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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