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在对传统同类放生题材因袭继承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明显的超越与创新意识。首先，对生命关怀的角度与程度不同。前人多基于生与死的两极对立从恻隐之心、慈悲之心、政治功能视角对生进行观照，而蒲松龄则以宽广的放生视域立足生命的终极关怀。如《赵城虎》中赵城妪独子被虎所噬，妪悲痛欲绝，啼诉于宰，虎主动投案，宰对之曰：“杀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妪止一子，而汝杀之，彼残年垂尽，何以生活？倘尔能为若子也，我将赦汝”。“虎颔之”，宰“乃释缚，令去”。虎尽赡养之责，时衔死鹿、金帛等掷妪庭中，“妪由此致丰裕，奉养过于其子，心窃虎德。虎来，时卧檐下，竟日不去。人畜相安，各无猜忌”。妪死，“虎骤奔来”，“直赴冢前”，嗥鸣雷动”。因宰的放生令本应为仇雠的妪与虎长期诚挚相处，而且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蒲松龄笔下的放生不只是对生命的放纵，更是对生命的充分尊重、理解与包容。其次，基于文体的演进，前人放生作品大都叙述简略，风格质朴、板滞、程式化，缺少艺术加工。而蒲松龄则极力渲染、铺陈，笔致细腻，情节迂回曲折，放生对人既是情感的洗礼，也是一种文学上的审美观照，读来是一种艺术享受。如同是龟鳖放生故事。《续异记，刘沼》记载中山刘沼，“灶里得一龟”，“放之于娄湖”，《聊斋》中《八大王》说渔鳖者献巨鳖于冯生，生以其状异，放之。两篇作品叙述方式、情节相似，皆用直叙、顺叙方法，写人对物的放生。但《续异记》以“俄迁秣陵令”嘎然而止。而《八大王》则是一系列精彩婉转华美的故事，得宝、娶妻，翻空为奇，令人耳目一新。再次，与前人相比，具有平等思想的蒲松龄本着开放的放生观，更注重人与异类近距离的亲近与亲呢。如《酒友》中车生不以狐为异类，没有加以伤害，反而与之共寝，引为糟丘之良友。这既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功利性放生，也不同于魏晋六朝小说出于敬畏膜拜的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