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现在的人，学习知识比较容易，学习当一个勇者比较困难。有的人平时逞强好胜，但在危难之前，容易为人收买，忘失身负的重任，忘失做人的骨气。所以，真正的勇者，没有多年的修心养性，是不容易成功的。美国的航天员在升上太空以前，云端佛学，都要修习禅定，因为禅定能养成一个人的勇气。当一个人在生死之前，都能无所畏惧，还有什么不能勇敢的呢？
　　
　　长乐先生：《有报天天读》的杨锦麟，既是我的员工，又是我的兄弟，我尊称他为“杨先生”。这是个敢于唱反调提意见的人，曾经扬言要在凤凰卫视成立“团结工会”，但我看中的是他面对生活时的那份真诚、认真与勇气。
　　
　　在20世纪血统论猖獗的年代，时机与时运似乎总在与我们作对：刚懂事时饿了一家伙，上学时乱了一家伙，尚未成人“下”（上山下乡）了一家伙。
　　
　　杨锦麟是个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弟。一个所谓的出身，能给他带来一百次噩运。
　　
　　八年知青岁月，为了争取做一个“可再教育好的子女”，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干农活直累到尿血，腰疼病终生无法痊愈。而等待他的只有苦难和挫败。打击一个接着一个。
　　
　　良种场的活轻一点，家里有点权势的同学都往那儿拱。杨锦麟靠着竭力表现，好不容易拱进去，没几天就被踢了出来。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当上了小学代课老师，却被揭发出“黑五类”的家世，立即被驱逐。
　　
　　还有一次，知青点分到一个上中专的名额，杨锦麟得知自己已经被提名，为保险起见，他连夜赶了80里山路，去县里求人，结果还是被掉包顶替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对方苦大仇深，可知青队都传开了，对方送给公社一部翻斗车，当时绝对的紧俏货。
　　
　　杨锦麟不愿意忘记自己的苦难，因为他的苦难是时代的苦难和民族的苦难。因而，他困惑于自己同龄伙伴的大多数，“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人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而忽略“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战栗的那一面”，这到底是善意的回避，还是刻意的遗忘？
　　
　　自省，是一个民族是否会变聪明的标志。大爱思过，大爱坦荡。
　　
　　十年炼狱，起码让杨锦麟明白了三个道理：
　　
　　一是珍惜机会。如果一个人用数年的血汗和连夜走80里山路的哀求，尚不能争取到一个上学的名额，他一定知道“机会”二字意味着什么。
　　
　　二是勤劳肯干。无论是农民还是渔民，手停意味着口停。冒死出海，才能让自己活得好，活得踏实。
　　
　　三是自信人生。喜欢你的人不再喜欢你，但是你自己要喜欢自己，对你有信心的人不再有信心，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把自己当成一个皮球，别人越骂你，你的气越足，蹦得越高。
　　
　　《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的名字是我起的。“天天读”这个词汇来自于大陆“*”中的毛主席语录天天读，是一个鲜明的符号，它的文化信息含量有历史纵深感。而这个节目的内容则是跨行业思考激发出的灵感。我以前是搞广播的，中央电台的报纸和新闻摘要节目当年是个大名牌。我综合考虑这两点，定下了这个节目的样式。
　　
　　而走上前台这个读报的杨先生也出人意料：他年过半百，身体发福，一身唐装，普通话和英文的发音不准。他说，我这种“变音国语”、臃肿身材、长相平凡、年过半百的人物，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
　　
　　以正统规范播音，杨锦麟的口音简直不可饶恕。浓重的闽南口音，“花”“发”不分，“飞”“灰”不辨，吃饭在他嘴里变成“吃患”，岳飞读成“岳灰”，连家乡福建经他一读也成了“胡见、胡见”……凤凰卫视的福建同乡程鹤麟总是拿他开涮：“这厮总是将‘幸福’读作‘性壶’，无论他说国语、粤语还是英语，其实全是一个‘闽南调’。”杨锦麟“冒冒失失”地开口，更多地源于他对电视的“无知”，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尽管杨锦麟有瑕疵，却依然是一只稀世之鸟，有一种稀有的本事：让自己的节目有魂魄、个性化。在他个性化的报章解读中，真性情拉近了杨锦麟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真学问、真智慧，赢得了观众的真喜爱、真钦佩。可以见人所不见、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不能言之言……新闻的背后，有读报人的七情六欲，更有其集数十年功力于一身的见地。节目播出不到半年就成为广告价值六千万的名牌栏目。
　　
　　这也是一种勇气。
　　
　　星云大师：佛教讲究“修行”，其中要修的一种就是不断进取的勇气。懦弱的人很容易被人打倒，甚至有的人不等别人打，自己就先倒下来了。其实人是不应该被打倒的，只要你有勇气，什么样的难关不能通过，什么样的苦难不能担当呢？松竹梅都要经过寒霜雨雪的考验，人有勇气和困境奋斗才能生存。
　　
　　长乐先生：勇气十分珍贵。西方一位著名的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曾经说，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有人说，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征的病因。我觉得，证明一个人有没有勇气，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你敢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尤其是作为领导者。大师，您怎么看？
　　
　　星云大师：好“面子”，“死不认错”是一般中国人的通病。其实，认错，是要有勇气的。1971年时，我想将朝山会馆的建筑列为佛光山第一期工程。因为我觉得：现代佛教应该适应社会大众的需要，要能够提供好的食宿，才能让信徒安心欢喜地朝山拜佛，所以建议设立一座美轮美奂的朝山会馆。不料很少信徒支持这项建设。眼看工程无法进行，有一天，慈惠法师对我说：“台湾的信徒还不懂什么叫做朝山会馆，他们只希望有殿堂可以拜佛，师父应该先建大雄宝殿才对。”我一听，觉得她的话非常合理，于是立刻修正，因此佛光山后来的建设一直非常的顺利。假如当初我只凭理想，没有“认错的勇气”，又何能有后来的方便呢？
　　
　　你想，如果师父也是一个“死不认错”的人，久而久之，上焉者不敢违抗，只会唯唯诺诺，没有深思远虑；下焉者遵循效法，只知指责别人，不能检讨自己。这样一来，佛光山哪里能突破创新，为众谋福呢？以我多年来授徒的经验，凡是能够接受教诲，“勇于认错”的人，大多进步得快；凡事觉得自己全部有理，“死不认错”的人，大多在原地踏步。
　　
　　长乐先生：自由市场经济学泰斗傅利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在2001年表达了他的懊悔。他说，十年之前，我对那些正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的国家只有三点建议：“民营化，民营化，民营化”。十年后，我发现自己错了，“后来的发展显示，法治比民营化更重要，更为根本”。
　　
　　另一位是美国人尽皆知的儿童心理学家Benjamin Spock（史巴克），他的著作销量仅次于《圣经》。史巴克医生主张无限自由的教育方法，但在晚年，他表示，无限自由的观点错了，他极力提倡人生要有信仰，家庭重于一切，与他年轻时提倡的完全不同。
　　
　　承认错，确实不简单，尤其对身居高位者或德高望重者，但是傅利曼和史巴克的认错，并不影响他们一代宗师的盛誉，反而让人觉得他们心胸开阔，容纳异己。勇于认错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特别有价值的品质，有勇气开拓，有勇气认错，才不会错过发展的契机。